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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眼神如何睥睨一切,行动如何狂放不羁,社会舆论、道德、家规,甚至法律,通通不在其视野之内,不在其权衡和考量之列,就是老百姓所谓的天不怕地不怕;但实际上,他绝不会,即使是他自己也不敢嚣张到吹嘘他轻蔑任何人,藐视任何事。在其内心最深处,在其最不为人窥见的最隐秘的角落,一定存在得有他所敬畏的东西,而非他所宣称甚至是表现出来的那样肆无忌惮。显然,这样的东西,绝非出自尘世,而是源于某种神秘。对很多人而言,对神佛的敬畏,的确是其最真实、最虔诚的敬畏。很多人都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以神佛为代表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而这种力量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无一例外。神佛的决断,比法律上终审判决的效力还要大,没有复核,没有再审,当然也没有申诉,类似于西方社会上帝最后的审判;但是,神佛裁决所体现出来的,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晰,逻辑非常严密,两者之间的对等毫厘无差;它所彰显出来的,是完完全全的公平与正义。作为裁决者,神佛眼里只有原则,只有法规,不受感情左右,不被亲情困扰,不受利益搅缠。而作为被裁决者,尽管有人可能会嘟着嘴巴,甚至会喊出悲怆的怨声,但是真正明白事理的人心里都清楚,无论自己最终获得的是何种裁决结果,并非是因为神佛的好恶,或者是因为神佛的偏颇,而仅仅是因为自己和这个尘世间曾经聚足的因缘。
有一则真实的故事:一所中学的校门口,总是有人把垃圾乱丢乱放在校门前的一个角落,而乱丢垃圾的多数是被人们视为素质应该非常高的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嘛——也许乱丢垃圾的人忘了“身正为范”四个字,他们和社会上的很多人一样,只看分数只重学历,自视学高而傲视他人。——其实往前走几步就是个大大的垃圾箱,只不过要拐个小弯。但他们就是嫌麻烦,就是不想走那几步路,走到校门口顺手远远的就扔了。这个“扔”字非常有讲究,如果能将垃圾像儿时玩丢窝的游戏一样准确无误的丢进垃圾箱,那就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道德上的还是规则上的,还说明你手法娴熟技艺高超功力深厚,但这的确绝非易事,一则力道要足,二则眼神要准,而且力道的使用要恰到好处,因此绝大多数人做不到。渐渐的,巨大的垃圾箱空空如也,垃圾箱面前的垃圾却越堆越多,味道也越来越重,这就使得本来想靠近垃圾箱才扔垃圾的人感到难以下脚,垃圾堆散发出的阵阵恶臭更是让人“嗅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靠拢垃圾箱并将垃圾丢进箱子里,确实需要非常高的思想觉悟和非常强的原则性,可能最后他自己都会觉得曲高和寡而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坚持也就似乎成为一种故唱高调的不和适宜,显得特立独行而遭人侧目。算了吧,大家都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了,直接把垃圾轻轻地放在校门旁边。丢垃圾这个行为本身是举手之劳,现在却变成既考验人的素养和文明程度,又考验人的体力和毅力的高难度动作了。学校当然受不了,必定要阻止这种行为。作为传承文明、育人子弟,承载着千千万万个家庭希望的学校门口堆放着垃圾,搞得又臭又脏,一片蚊子狂舞、苍蝇乱飞的繁荣景象,成什么体统!学校又不可能专门安排个人站在那里随丢随捡,总务处根据校长的安排,在学校门口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请勿乱丢垃圾。牌子上没有标点,非常温馨、非常文明,显得彬彬有礼,犹如那里站着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躬身给人提着小小的请求。但是,没有人理踩,或者人们对其视为无物,反正垃圾照丢;于是,总务处换了块牌子,上面写着黑体字:请讲卫生!请爱护环境!两个“请”字显示出了学校作为教育单位应有的文明底蕴;两个惊叹号,则表达了校方的某种情绪和某种态度;两个惊叹号,也希望给人以一定的心理压力,使其乱丢垃圾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是,不管用,人们虽然不像之前丢的时候那样自自然然、落落大方,现在显得有点扭扭捏捏,甚至偷偷摸摸,但是在左顾右盼一番之后,还是照丢;这一回,总务主任不再等校长发话,他也不能再等校长发话,事事都要等校长发话,还要你这个主任干什么!总务主任使出了他能想到的最后一招,冠冕堂皇,绝招,十分的震慑力。他再次换了块牌子,上面写着:乱倒垃圾,罚款五十元!意思是如果再不听打招呼,那就不要怪学校对你不客气了,要对你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处罚了,而你也必须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了。何况处罚不可谓不重,力度不可谓不大,对一些年轻老师来说,几乎是其一个月的工资。但是,人们熟视无睹,学校门口景色依旧。看见罚款的通告之后,有的人反而显得更加肆无忌惮和理直气壮,垃圾照丢,似乎是在存心和学校较劲;甚至不知是谁,还用钢笔在牌子上补了句话:你有执法权吗?问号打得大大的,比牌子上的感叹号还要大。这似乎在向校方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们都是懂法的,不要企图蒙我们,更不要有吓唬我们的打算!这到底是人们对自己每天工作和生活的,但是属于公有的而不是独享的环境的好坏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呢,——事实上,那些乱丢垃圾的人,往往穿着光鲜体面,衣裤上连皱褶都没有一个;家中干净整齐,纤尘不染。——还是其内心深处有一种因为对规章制度的蔑视乃至挑衅而带来的快乐?甚至于想在众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有勇气践踏公权力而产生的得意?是不是前面的两个“请”字还让人觉得有点难为情的话,现在说要罚款反而使人无所畏惧,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转来转去的都是这几张脸,谁会真正的把脸抹下来像黑脸包公一样的六亲不认地罚哪个的款,所以就有恃无恐?这事没有了结,双方形成了拉锯战,但问题总得要解决呀!总务主任无计可施,只好去找校长汇报。校长被彻底激怒了,坚决不信这个邪,一个学校,准确地说,一个堂堂的校长,难道还解决不了这么大点事吗!说它是芝麻小事不假,但是处理得不好就会演变成大事:学校门前堆满垃圾,领导怎么看?社会如何评价?遵守规定、爱护环境的老师和学生会怎么想?你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你这个校长还想不想当?校长虽然有点气急败坏,但是急中生智,略一思索,便命令总务主任来个新鲜的。随即,校门口赫然立起了一块比之前更大的牌子,上面用大排笔蘸上红墨水写着:乱丢垃圾,全家死绝!字迹很不规整,虽然前后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是,它既不是义正辞严的告诫,也没有了温文尔雅的提醒。它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诅咒,就是想让人了解学校愤怒之极的情绪和态度;它就是要让人感到它散发出的血腥和浸透出的冰凉。那么,事态后来的发展怎么样呢?效果立竿见影,乱丢垃圾的现象戛然而止!这让在书写牌子的时候持怀疑态度、脸上隐隐地露出不屑的人们非常讶异:怎么,这样居然管用?温馨的提醒无人重视,善意的呼吁无人理睬,人间的规章制度显然权威不够,无人敬畏也就无人遵守。这种恶狠狠的咒语,更像是情绪的宣泄而非看得见的束缚,它并没有对谁提出什么要求,但是人们害怕。那句话的后四个字由谁来掌管?上天!人们惧怕天条,人们对天条有一种无形而深入骨髓的恐惧,一旦意识到就会不寒而栗甚至毛骨悚然。天条并没有白纸黑字地昭告于天下,也没有典隆礼重地颁行,更没有大众传媒的反复宣传,但是,它牢牢地镌刻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于是,没有了提醒,没有了呼吁,没有了监督,更没有做事的“王道”与“霸道”之争,问题解决了。其实,人们都知道乱丢垃圾是不妥当的,甚至心里也把这种行为定位为错误;作为完全中学的老师,至少都拥有大专及以上的文凭,接受的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等教育,水平应该不低,分辨这点是非的能力绝对具备,可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知与行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落差?这的确是个问题,值得做学问的人好好的研究研究。不过,成效初显之后,校长吩咐道:一旦有上级领导来学校视察,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这块牌子收起来。文化教育单位来这一手,毕竟不雅观,看起来也不文明,更主要的是不符合身份,上不得台面。而校长懒得对外说明的是,他认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潜移默化之中,人们对这件事的认知已经固化了,无需再时时刻刻地提醒。这件事情显露出的是超自然的力量的作用,而这种力量,操之于神佛之手。人们担心,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神佛,使神佛发怒;人们更担心,因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被神佛惩罚。其实,基本上的人都没有搞明白,无论因为你的什么念头、你的什么言语,甚至你的什么行为,你都得罪不了神佛,神佛本身是得罪不了的,因为神佛既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无私无欲。不过,有一点,人很多人是搞明白了的,那就是神佛不但无处不在,而且明察秋毫,最重要的是赏罚分明。神佛只是刚正不阿、公正无私、一丝不苟的裁决者和执法者。古语云: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古人充满智慧的总结。它首先说明,神明是无处不在的,它就像空气一样存在于人们的周围;其次,神明不仅无处不在地监督着人们,而且是手握高分辨率照相机的近距离的监督者,在其如炬的目光里,不但人的一切,包括行为,包括思维,纤尘毕现,而且会被通通记录在案。当行贿者对其行贿对象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此事仅仅你知我知,没有第三者知道,你不会说我不会说,天衣无缝、了无痕迹。极少数懂得因果的人就会说:你错了,此事除了你知我知,还有天知地知。今天种下这样的因,将来算总帐的那一天,我会有好果子吃吗?古往今来,求神拜佛成为很多人的经常性的行为,甚至成为一种习惯。现在中国大陆的官员,因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组织上又是高度集中和统一,党内的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允许别的思想存在,因为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心主义世界观分属两大阵营,二者无法兼容,显然不会允许党内有唯心主义思想的存在,更不会允许有唯心主义的做法。至于个别人或者一部分人私底下信不信、是不是寻求把宗教作为精神慰藉和精神支撑,那就不说了。同属中国的台湾就不一样,上至其地区最高领导人,下至黎民黔首,见佛就礼拜,逢庙便烧香。目的大概有两个:一是希望获得帮助,二为求得启示。大家都在寻思,平素烧点香,遇到困难的时候,希望神佛大慈大悲,以其无量无边的法力,帮其渡厄解困;当人生走到关节点、面临众多选择,而自己无所适从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企求得到有无量无边智慧的神佛的开示。然而,在香烟缭绕中,神佛总是一如既往地、慈祥地望着跪在面前的子民,一言不发。神佛是审判者,是裁决者,是执法者,是教育者。神佛绝对不会像一个非常溺爱儿子的慈父,给你开一张空白支票,你想怎么填写就怎么填写,然后通通给你兑现,也就是说对你的所作所为完全兜底。从实质上讲,不管你烧了多少柱香拜了多少次佛,也不管你烧香礼佛时有多么虔诚,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因为你烧了香磕了头,神佛就什么都答应你,神佛绝不会像十四世纪时欧洲的天主教会那样堕落,宣称买了它的赎罪券就可以赎买你的罪恶;神佛绝对不会因为你对它作了什么而对你的行为全部审核通过,一路绿灯,所以你就绝不可以有恃无恐、随心所欲。何况神佛并不负责对你的所思所为进行审核,即使你报批,神佛也会无言。神佛只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至于做或者不做,决定权在你的手里。各人种什么因必将收获什么果,这种对等,丝毫不差。它与你是否烧了香添了油,是否跪在佛菩萨面前喋喋不休地述说没有丝毫联系。
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直接从神佛那里获得他们所希望的答案,或者对自己从神佛那里获得准确的信息没有把握,但又都非常渴望得到准确信息和正确答案,于是,人世间就出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行当:巫婆神汉、八字先生,他们的职责是,为神佛代言,成为人天之际的桥梁,或者说是媒介。而人们的那种知晓自己未来的欲望越是强烈,这种人的生存基础就越是厚实、生存空间就越大,新中国进行的“破四旧”运动力度那么大,也没能使它销声匿迹,只是迫使它像动物冬眠一样地转入了地下。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希望,面临人生的选择的时候,那怕不是单选题而是多选题,自己选择的答案最好全部都是正确答案,就像高考一样,全部符合标准答案;然后,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阳光明媚、花团锦簇;不要碰到什么难题,即使到了险难急切之处,总会有神佛的明确指引,有贵人的鼎力相助,最终都能化险为夷,化难为易。谁真心愿意面对艰难和挫折?谁又真心愿意面对酸楚和灾难?谁不想自己走的路都是康庄大道?苦其筋骨、磨其心智,很难有人去自找,书上写的绝大多数都是人生的总结,而非事前对自己人生的规划与设计。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付岭涛和一般人的想法就不同。他认为,每次迈步都恰到好处,心里想的都能顺利实现,这样的人,从原始社会开始到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过一个。人有美好的愿望,这是人生的推进剂、润滑剂,否则这个世界缺乏生机、缺乏活力,甚至缺乏动力;但如果当真希望不仅要万事如意,还要万事胜意,那就是折磨自己了。欲望每个人都有,它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内在因素,区别在于多寡与高低。在人们的心中,清心寡欲是佛门的典型特征。的确,佛家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苦难,苦难的根源则是因为有欲望;这也就是说,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要脱离苦海就要消灭欲望,然而泯灭欲望本身就是一种欲望。实际上,不管是自度还是他度,肯定都含有欲望、都有追求。现实的世俗社会生活中,不管是自利还是利他,都是一种永远、任何人都灭不掉的欲望,即使心如枯井,扔块石头下去会弄出响声;即使心似死灰,它也没有归于无形。人有欲望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欲望有如气球,可以膨胀但必须有限度。利他无限,脱离实际,就是现代的唐吉訶德;自利过度,就变成贪婪,甚至欲壑难填,最终,它就会像气球充了过量的氢气,除了一声巨响之外,剩下的就是随风飘落的塑料碎片。作为历史学的本科生,付岭涛相信人各有命。俗话说:人强不过运,运强不过命;而命,由我自立。豪迈如《国际歌》,它否定救世主和神仙,强调命运掌握在自已的手里。都承认命运的存在,焦点是看这个命运是操在谁的手里:自己、他人、或是神佛(西方叫救世主或上帝、穆斯林叫真主)。今天你出门走过十字路口,左右都可以走,往左,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给你带来了惊喜带来了幸运;朝右,你不幸被汽车碾压而飞起来的石头弹断了腿骨,躺在医院,几个月动弹不得,这还算是你命大,因为你再往前一步绝无生还的可能,不仅仅是伤筋动骨而已。是什么让你最终决定往左而不是往右,或者朝右而不朝左的?决定你做出决定的因素就是你的命,那个对一般人而言显得神秘莫测的“命”。人们常说谁的“命”好,实际是指他的人生中,碰到的好事居多,危难时刻总有贵人果断地伸出援手。就人性本身而言,谁不希望自己五行相生、好运连连、百福庄严?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命都不可能是究竟圆满的。西方说,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中国人习惯说十马九不全,全了不值钱,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付岭涛认为,自己绝非大善大慈之人,上天不会对自己格外眷顾,自己也不会犯傻,去追求无一瑕疵的究竟美满的人生。尽管他出身农村,但他从不去算命抽签,首先不要说那些人弄得准不准,从能够独立思考开始,他就认为,人的命不可能从一生下来直到人生的终点都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了凡四训》不是说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吗?神佛虽然不会徇私情,因为神佛无私无我;既然如此,神佛也应该没有好恶。但是,神佛用不同人的不同行为得到的不同的际遇,向芸芸众生昭示,天道是有倾向性的,那就是倡导好的、善的,惩罚坏的、恶的;这说明,神佛也有使命,那就是扬善惩恶。那我们的所思所愿所作所为都遵从神佛的教导,神佛会不喜欢吗?你所想之事、所做之事,都符合神佛之所倡导,神佛定然动用其手中的权杖,尽其所能,为你改变命运,重定人生。是的,神佛本身是无私无欲的,但是他们有使命。撇开这些不说,从娘肚子里生下来直到自己人生的终点,人生几十年所要经历的每一件事,从其缘起到开花结果,你都了如指掌,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趣味可言?正是因为人的命运难测,人生才充满惊喜。人人都希望自己幸福,但幸福是什么?确实人人都需要搞清楚它的定义。幸福是一种内心体验,有种相对的存在感。人的一生,涉及方方面面,如果事业上,你想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吟诗想和李、杜、白相比,经商要和自号“陶朱公”、人称“商圣”的范蠡相比,甚至还渴望兼而拥有之,你的这种欲望,估计就是连千手观音也填不满,最终,难保她不会招致你的埋怨。
付岭涛的看法是,凡事都讲究命、缘、份,该你的,即使失去了,也会回来;不是你的,得到了,最终也会失去。所以,要奋斗,但不要强求;要顺其自然,要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心理。婚姻和钱财,他就根本不会拿来和同学张竹林比;他和他比权势,你桃花运再好,口袋里再有钱,只要在我的一亩三分地里,办事还得来找我,说难听点叫来求我,我总有压过你一头的强项。因此,他认为,一个人,只要在某一个方面能够稍微比别人强大那么一点点,已经是上天对你的格外眷顾了,你就应该知足了。过去科举考试,人们的祝语有“连中三元”,认为这已经是洪福齐天了,你想的却是,三百六十行行行的状元都是你,你自己要累死,别人也要被你累得半死,关键那还是根本就不可能达成的目标,海市蜃楼、异想天开这样的词汇都不足以描绘你的疯狂和无聊。
肯定是昨天晚上的酒喝多了,一直梦见自己在沙漠中跋涉,口干舌燥。一阵着急,他从梦中醒了过来,灌了两杯冷开水后,全身舒服多了。一看表,才四点过钟,太早了,又转身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了,只好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生活中要想处处满意,哪怕是天之娇子也不可能。就如自己,三十多岁就当上了省会城市云东市公安局的办公室主任,进局党委,是班子成员,这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的奋斗,这个高度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正迷迷糊糊间,闹钟响了,七点正,该起床了。保姆已备好了早餐。走出这幢占地一百多平方米的两层独门小楼(老岳父的住处之一,送给女儿女婿住的)。八点钟,城市已经苏醒。他的步伐矫健而轻松,透着自信与悦愉。除了还在酣睡,在市委机要局上班的老婆,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好埋怨的,而事实上,老婆也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应该招致谴责。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老婆,什么小洋楼什么主任,又从哪里来?如果没有准备,天上落下馅饼而且居然恰恰砸中了你的头顶,也只会把你砸进地里去。老婆是皮,小洋楼、主任等等,通通都是毛,更准确地说,老岳父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家喻户晓的话的含义,付岭涛从来都是理解得清清楚楚的,丝毫没有含糊过。他不是那种过河拆桥的人,更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何况,老泰山还身体健健康康、眼睛炯炯有神地坐在台上。进了办公室,付岭涛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坐在办公桌前,拿起刚刚收到的一沓文件、报告看了起来。
怎么,他死了?!付岭涛震惊得几乎跳起来,漫不经心的态度瞬间被狂风刮走。他把香烟一把从嘴上扯下来,看也不看地朝烟灰缸里猛地一戳,眼睛睁得老大,重新逐字逐句地阅读了一遍由市中区分局送来的报告。看完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颓然跌坐在藤椅里。过了好一会,他起身叉手立于窗前。
生活了多年、非常熟悉的城市一下子变得有些陌生了。这是怎么了?他的心像雨中的城市一样迷茫。
付岭涛从云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开始他还有点不屑一顾,认为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找个老婆还需要人介绍,需要媒妁之言,这也太落伍了嘛,所以懒洋洋的。但当热心人说,那女生在市委机要局工作时,他的兴致一下子高了不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在高级党政机关工作,光环自然耀眼,身价自然不同,他付岭涛也没有超凡脱俗。初次见面的时候,感觉没有多少惊喜。人嘛,确实让人提不起多大的兴趣,身材还可以,个子也高,就是脸上有依稀的雀斑;五官单独看每个都还过得去,就是组合起来怎么看都有点别扭。热心人也许观察到他没有青春男女初次见面时应有的羞涩与激动,脸上没有泛起红潮,眼里没有闪出火花,语调平缓,似乎两个人是在一起多年、双方知根知底、话题已经穷尽的老朋友,就以非常自然的方式,轻轻透露出女方的父亲是云东市委副书记。尽管态度是不经意的,表情是淡淡的,语句中没有华丽的辞藻,语调是轻轻的并不厚重,却犹如美国丢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拐了个弯在他的头上爆炸了,只经过百万分之一秒钟的计算,他就解出了这个难度大大超出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因为这个方程式,除了已知的条件外,还有一个条件被带进来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未来的老丈人,是云东市委副书记,分管组织人事,通俗点说,手里提着乌纱帽,还管着别人头上的乌纱帽,位高权重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客观描述。他得出了这道题的正解。她们家也很满意,未来的女婿一表人材,毕业于重点大学;至于家庭,那算什么,未来的女婿的未来,根本用不着担心,有了“某某女婿”这块金字招牌,甚至用不着市委副书记大人考虑,更用不着副书记大人亲自开口,自然会有人把事情办得妥妥贴贴的,而且完全可能比副书记本人还要想得周到,办得还要快捷、还要圆满。果然,后边的路走得连付岭涛自已都觉得有点晕乎乎眩乎乎的,就像坐在失速的汽车里面:刚刚确立恋爱关系,他就被调进学校党委办公室,婚后调到市纪委,后边的步子越来越快,去年调到市公安局任办公室主任,进局党委。尽管进步快得让人头晕目眩,但是他并没有飘飘然而忘乎所以,他仍然有农家子弟的淳朴与实在。自从进了公安系统后,他关起门来非常辛苦的自修,啃了不少外行人看起来非常枯燥乏味的专业书籍,尤其是他最感兴趣的刑侦。饭后茶余,他还阅读了大量侦探小说,把全套《福尔摩斯探案集》认真读了两遍。老婆心疼他的苦读,他回答说,不能留话给别人讲,要让人觉得爸爸不仅是我的岳父,更是我的伯乐。他还和刑侦的同志一起出过好多次现场,但是照他的说法,他没有带着嘴巴去,更不会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地指手画脚,他随身带着的是三样东西:眼睛、耳朵和脑袋。当别人征求他的意见时,最初,他会谦逊地微笑着说:我是公安战线事的新兵,现在还处于学习阶段,不敢班门弄斧。他的坦诚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肯定。当然,没有用多长的时间,他的意见就让人觉得有干货了。有一点他是非常清楚的,不管有什么样的背景和靠山,自己都必须有真本事硬功夫,否则,你就必须作好被人鄙视、轻蔑的思想准备,至少在背地里。他极力想向人们证明一点,他绝对不是只会攀附权贵以获取阳光的藤蔓,自己之前已经取得的成就和之后将要取得的成就,凭的是超人的实力,再加上比常人好那么一点点的运气。事实上,局中人都明白,要想在官场上有大的发展,背景和靠山是必要条件,不管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创造的,甚至是你福气好到头顶,你就坐在那里,突然有人看出了你头顶上冒出的慧气,相中了你,于是,你就有了运气,你就有了福气,你的命运也就随之而改变。但这不是唯一或者全部的条件。上面有人提拔,中间自身条件过硬,下面有人推举,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三者俱备,某人对你的提拔就会做得了无痕迹、天衣无缝,人们的悠悠之口不会非议,只能赞叹: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这是一种境界。
张竹林比付岭涛小几岁,因为付岭涛是当兵退伍后再考的大学。老实说,在所有同学中,数过来数过去,就算他们两个发迹得早,也混得最好:一个是省会城市的云东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将入一览众山小的妙境;一个是腰缠万贯的大老板,已进傲视陶朱公的行列。
市中区分局报告,本市唯诚实业总公司老板张竹林于三月十八日晚上九点至十点之间在其办公室内死亡。关于死因,即使是在市中区分局内部,都引起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是他杀,极少数人判断为自杀。目前现场勘察工作仍在进行,其他调查也正紧锣密鼓地展开,但是尚未发现能有力支持双方观点的确凿证据。
人的死亡无非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所谓的自然死亡,即根据自然规律,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人的机体不断衰老直至衰竭,最后走到人生的终点;第二种就是非正常死亡,姑且称之为凶死:自杀、他杀、及车祸、跌倒等各种意外死亡。张竹林的死,当然要在自杀和他杀中找出结论来。现场报告:张竹林被一根相当结实的银白色丝带吊在一副粗大的窗钩上,喉咙间有被掐捏的创伤。但这创伤并不是致命伤,结束他那使人羡慕的生命的是勒在喉咙上的丝带。室内整齐如平时,没有任何贵重物品被盗,可以排除临时见财起意而杀人的可能性;没有任何文件、表册之类的东西被盗,可以排除在生意场中授人以柄、曝光出来会闯大祸的秘密文件的争夺从而导致杀人灭口的可能性。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这才真正让人伤透脑筋。门窗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人撬动过的痕迹;地板上——他不喜欢地毯,办公室内铺着古色古香的高级实木地板——除了他本人和其合伙人兼下属的鲁丽的足迹外,只有传达兼看门人老齐的脚印。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张竹林死亡的时候,鲁丽不在现场。再说,张鲁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鲁丽除了是唯诚公司不小的股东外,还和张竹林是情人关系,这件事对公司内部、尤其是管理层来说,已不算是太秘密的秘密。作为老同学,张竹林从老家来到大学母校所在的云东市后,两人来往较多,尤其是张竹林有了现在这段婚姻之后,两人的来往更为密切。说实在的,对张竹林的感情生活,付岭涛羡慕不已,自已的那位黄脸婆,过夫妻生活的时候,他坚持一要关灯二要闭眼,敷衍老婆说是夫妻生活本来就应该在黑暗中进行,亮着白洒洒的灯光,总是感觉怪怪的;遇到年轻漂亮的女性他亦心动过速,但是仅此而已,典型的有贼心无贼胆。老婆像个公安的老刑侦,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她的高度警觉,然后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穷追不舍,直至水落石出,除非当事人能自证或者他证清白,否则绝不善罢甘休。这样做,累是累一点,但为了保卫婚姻保卫家庭,值。她很清醒,付岭涛和她走到一起,绝非爱她爱得深切,但她确实爱他。为了保卫婚姻,她软硬兼施宽严结合:一方面,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就像他妈;同时,她爸爸的那双巨手在他前进的道路上不断推、不断拉、不断扫;另一方面,她很明白的告诉他,看可以,想可以,动,不行。她不会离异,那样会让人笑死,她只会丧偶成寡妇孀居。他当然对她的刚烈的个性和果断的行事风格知之甚深。自然,他任何时候都非常清醒,哲学上讲得明明白白,当面临着众多选择的时候,必须抵制住诱惑,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必须时时刻刻地提醒自己,在漫长的人生中,要追求什么?哪些东西该取,哪些东西该舍?“舍”与“得”之间的关系,他认真研讨过,得出了合乎常理、合乎逻辑的结论;事情的轻重,他是早就掂量清楚了的;哪些东西该放在前,哪些东西该放在后,秩序他早就排定了的;他不会稀里糊涂到把什么东西都置之脑后,不会因荷尔蒙的刺激而忘乎所以。坦率地说,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理智和定力,是很多人成功之后所缺少;更准确地说,是其所丢掉了的。人成功之后,成功的喜悦往往会对其大脑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创,然后摒弃其赖以成功的那些品质:谦逊、进取、谨慎。不少人成功后,张狂得脑海里只剩一根筋。张竹林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把班花,不,至少是系花的杨玥弄到手带回老家去了,但他走出大山来到云东市发展的时候,扬玥居然没有跟过来,身边却多了位气质不凡的鲁丽,不久又拍上了省卫生厅长的千金,并且很快就正式结了婚。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摆平如此复杂的关系的。要知道,人都是带有强烈情感的动物,男女之恋、夫妻之情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专属而自私的,就是动物,那也是不容第三者染指的禁脔,动物世界里为了争夺配偶而以命相搏的大戏天天都在上演。如此复杂的情感关系,有没有纠葛?须知,复杂的男女关系最容易出问题,忠诚与背叛,利益与情感,在野党总想变成执政党,而执政党肯定要保住其执政地位,常常弄得硝烟弥漫战火纷飞;阴谋与权术,智慧与力量,演绎出多少悲壮与凄凉、多少辛酸与哀怨的故事?多少人死于曾经的爱人之手?或者多少人在曾经的爱人手里生不如死?多少人因为曾经的爱人而身败名裂?如果大家都讲道理守规则,可能找得到不会导致秩序大乱的解决办法,否则狼烟四起,鸡犬不宁。张竹林的那些复杂关系,至少在表面上看是风平浪静的。涟漪之下是否有湍急的暗流?这不得而知,但不管宫闱里有没有明争暗斗,能维持哪怕是表面的和平即属不易。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小子读书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真的是如《老子》所说:“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么?还是经过这几年在社会上的摔打,锻炼出了不可小觑的能耐?
楼下负责看门和传达的老齐说,三月十七日晚上,由于有点事耽搁,晚饭晚了点,心里又记挂着电视台的武打片就要开始了,心里很是着急,尽管是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看起来也津津有味;等他手忙脚乱地收拾完毕,出门倒洗碗水的时候,碰上张竹林从外面进来。张总晚上加班就像天阴天雨自己的关节要痛一样平常,他办公室是个套间,外间办公,里间作卧室。而且,可能家里闹矛盾了,他已经搬到办公室里住了好久了。他像往常一样亲亲热热地和老齐打过招呼就上楼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老齐听见了三楼门的响声)。晚上基本没人来公司,老齐就关好大门进屋,一看表,七点四十分,市电视台转播的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已经结束,武打连续剧马上就要开始了。将近十点钟,有人敲传达室的门,老齐虽然觉得看武打片被打断是一件心烦的事情,电视里演绎得正精彩呢,还是起身去打开了门。鲁丽提了一大包吃的东西走了进来,这也像月亮十五要圆过了十六要缺一样正常,打声招呼,鲁丽就上了楼。老齐重新关锁好大门,刚进传达室还没有坐下,猛然间,一阵尖叫声震动了整栋办公楼。老齐虽也被吓得一阵心悸,但还是三步并住两步地跑上楼,冲进董事长办公室的一刹那,他自己也被吓傻了。过了一会儿,他虽然仍然惊魂未定,还是颤抖着打电话报了警。
付岭涛边看报告边沉思。也许,杀人犯趁张竹林不备,悄悄溜进屋后,一把捏住他的咽喉,制住了他的七寸,使他动弹不得,然后用丝带将他勒死,再将他搬到窗台边,挂在那副窗钩上,制造他上吊自杀的假象?但相反的理由使这个推理很难成立:一方面,室内没有任何拖动的痕迹,因为张竹林有一米八的个子,在南方人中算是大个子,如果是一个人作案,要想不留痕迹地将他挂上那么高的窗钩,几乎不可能,除非是武侠小说中身轻如燕、力大无穷又武功盖世的顶尖高手;如果是几个人作的案,地板上又没有留下应有的杂乱的足迹。何况,整栋楼只有一道大门可以进出,老齐又是千真万确、没有任何疑问的锁好了门的,而且整栋楼的防盗窗都完好无损;另一方面,张竹林又高又壮,是个球类高手,身手敏捷,其体格又比较健壮,难以想象一般人一出手就能将其置于死地,哪怕是他亲近的人。有没有可能是鲁丽?付岭涛的脑海里划出一道白得刺眼的闪电:情变?最能让女人对爱人痛下杀手的就是“感情”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她想独吞唯诚公司吗?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这么大个公司又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杀了之后就可以偷偷塞进自家口袋里带走谁也察觉不到的小物件。如果说这件事也许有多种可能的话,有一样肯定不可能,她,一个女子,怎么能作到一个壮汉都基本上作不到的事,即使张竹林毫无防备?所有现在掌握的现场勘验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指向一个结论,不可能是他杀,剩下的自然只有一种可能:自杀。自杀?更不可能。为什么?不,不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不可能!付岭涛太了解他的这位老同学了,包括读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听他说过多少次,生命是最宝贵的,应当珍惜,那些为了金钱为了爱情,为了这为了那而浪掷生命的人不是疯子就是傻子,总之脑袋有问题。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活下去,只要有条命在,也许坚持到下一分钟,人生的转机可能就来了。困难?他确实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麻烦了吗?哪方面的?爱情?杨玥就不说了,他现在的老婆,不管是论长相,还是论家世背景,哪样都让人羡慕不已,自己的那个黄脸婆直接和她们不在一个档次。唔,这个坏蛋(没有任何贬义,几乎是一种呢称)还有个情妇,付岭涛拿岀卷宗中鲁丽歪着头、颇带艺术味道的彩色照片仔细观看。他妈的,媚眼含羞,这小子怎么有这么好的桃花运?读书的时候怎么看不出来呢,那时他真的不起眼啦!这要让多少男人犯红眼病,因嫉而妒到愤恨再到埋怨上苍的不公。这难道还不能满足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和欲望吗?难道是几个人争风吃醋让他难堪吗?这未免太执著和偏激,现在都什么世道了,即使这些事情,或比这更不堪的事情抖落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人海的影响是:东风转西风,阴有小雨。说不定还有人会称道他有本事呢!再说,为了这个更不值得吧?绝对不可能!他能把几个都弄到手,想来就会有把控局势的手段和能力。经济上破产了吗?他背靠着老岳父这根大树,药品、医疗器械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触角都伸到周边几个省去了,他建的制药厂,顺利地从卫生部拿到了药字号批文,产品沿着他那早就拥有的庞大的营销网络,源源不断地进入大大小小的医院、甚至个体诊所,最后到了患者的手里。钱都赚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怎么说呢,数钱都数到手抽筋了。付岭涛很清楚,张竹林经营的都不是风口浪尖的行业,总的来说,他还算是守法经营,因为他给他说过,他从小就明白这样的道理:该你的就是你的,不用去争;不该你的就不是你的,争也无用。而且他很会管理,企业应该不会突然遇到大麻烦而大起大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为什么?!
付岭涛若有所思,腆着五月孕妇似的肚子,在办公室里踱了几圈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税务局:“喂,税务局吗?我找王局长。您好,王局长,我是市公安局的小付,我想请你看一下唯诚公司的纳税情况,比如有没有偷税漏税之类的行为。哦,市中区分局已经查过了,绝对没问题,该公司还被评为纳税先进单位?好,好,谢谢!”
看来,你这个公安的新手都能够想到的东西,人家李局长那些老公安不但早就想到了,而且已将其付诸行动。
年纪轻轻,桃花运旺,事业看好,腰缠万贯,各种华丽的辞藻都堆砌在他身上,装扮得他张竹林花团锦簇、姹紫嫣红,春光无限!
真是撞鬼了!
付岭涛双手揉着太阳穴,站在窗前盯着大街。他渴望冥冥上苍给他送来点信息,使他大彻大悟,但聆听了很久,始终没有动静,如果来了的话,也全是加密的电码,不得要领,心头萦绕不散的仍是如云朵般的疑团。
这回就看我们公安局的啦,拿不出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公安局将面子丢尽、威信全无啊!
付岭涛潜思默想了半天,什么头绪也没能理岀来。当然,这里说的“半天”,是言其思绪的深沉和思考的聚精会神的程度。事实上,连感慨都还没有发完,他就已经决定马上到现场去实地看看,掌握第一手材料,得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可以帮助市中区分局得出最后的结论;同时,也可以对老同学尽一点心意,告慰其在天之灵。他随即向局长报告了情况,顺便说死者是他的同学,他想到市中区分局去看看。局长当然没有驳回这个请求的道理。
他杀找不到证据,自杀又觉得匪夷所思。张竹林读大学的时候就有点与众不同,当然,这是客气的说法,实情是有点怪。怪人身上出现的肯定都是些怪事,这才符合逻辑。看来,按常规的思维和方法是破不了案的,那么,高招、绝招、怪招又在哪里呢?
一、寒门子弟变身,飞上了梧桐树
张竹林从开始懂点事的时候起,面对着同伴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份矝持:他的外公是远近闻名的“掌坛师”(人死后负责做道场超度亡魂的道士首领,不出家),也是这一带有名的八字先生。他一生下来,外公即给他算定了两条:其一,他命中注定要身带残疾。不过,这难不倒作为此中高人的外公,只在一瞬间便找到了破解之道,叫他父母找人把他的两只耳垂各穿了一个洞,像女孩子为了带耳环打耳洞一样。当小伙伴们嘲笑他像个姑娘的时候,他一句也不辩解,更不会红着脖子与人争个高低,因为他不可能把那个属于他和他家人的秘密暴露出来,他只是在内心深处非常鄙夷地“哼”一声,冷笑道:我才懒得跟你们说,你们懂个屁,我这一辈子都无灾无难了!其二,从手相上看,他每到人生的关节点、疑难处,都会有贵人出手相助,帮他平平安安地度过危难。就凭这两条,尽管他对世事仍然懵懂无知,却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旅程平添了几分底气,有一份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平静与坦然、自信和豪气。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阳州农村穷成一片。当然,那时全国农村普遍都穷,尤其因为阳州是西部省份,更是穷中之穷,照老百姓的说法,叫“大家都穷做一堆”;而张竹林家,又是穷人中的穷人,这几个“穷”字累累连连地下来,真正怎一个“穷”字了得!父母生下他,要非常艰难地忙于生计,能把他丢给奶奶就把他丢给奶奶,奶奶不得空的时候,母亲就把他放进个背篼里,固定在他们干活的田边地角,他也就慢慢地啃着手指头玩,如果心情不好想哭闹的话,就尽情撒泼吧,反正不到生产队的放工时间,没人来过问你;累了,小脑袋一歪,睡着了。再大点,野了,满世界乱跑,和同伴们在寨子里玩打仗的游戏,经常错过饭点、错过带弟妹的时间、错过放牛割猪草割牛草的时间,于是,挨打就成必然了。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在农村妇女中是非常能干的,她那略显高大的身影,总是从天色麻麻亮开始一直忙碌到天色黑尽;她本身对子女的要求就比较严格,再加上生活的艰辛与无奈,难免就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一旦撞在刀口上,她揍起人来,让你痛得立刻指着苍天发十遍毒誓,一定要痛改前非,立地成佛!当然,挨打多了,他也找到一些对付母亲的办法,比如有个冬天的一个下午,他又玩得忘乎所以,母亲站在自家土墙房的山尖上把嗓子都喊哑了,明明看见他在寨子里窜来窜去,就是不答应,于是母亲找了块竹篾片到寨子里去接他。当他跑得满头大汗猛地碰见母亲的时候,脸都吓白了;母亲二话不说,几篾片打得他双脚乱跳。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打死也不站起来!母亲叫他起来,他就不起来!小伙伴们见他挨了打,顿时作鸟兽散。起来,不起来!起来,不打我我就起来!母子俩僵在那里,母亲作了让步,好,不打你了!回家的路上,母亲问他为啥不起来,他说他下半身穿的是单裤子,上半身穿的是棉衣,打起上半身不痛,打起脚杆痛得很!那件不知道从哪里弄到的旧棉衣不但保暖御寒,而且还成了防打的犀甲鞼盾。
挨打只是童年生活中的小插曲,尽管后来回想起那时穷得可怕,比如冬天上学,只穿着母亲用旧布纳成的布鞋,晴天还没什么感觉,遇到雨雪天气,那就惨了,走到学校的时候布鞋全湿了,又没有火把鞋烤干,脚被冻得失去知觉,只好脱下湿透了的鞋,蹲在板凳上听课。但少年不识愁滋味,反正哪家都好不到哪里去,那一分钟的苦、那一分钟的难熬过去之后,流淌的都是快乐的时光。该自己干的活,割猪草牛草、喂猪放牛、带弟妹、煮饭,他都快快乐乐地做,尤其是读书,他是越读越起劲。因为他成绩好,从一年级起就当班长,每学期都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家中火塘屋的一面墙上贴满了盖着学校红色公章的奖状,而那面墙,也就成了来客人时他们家唯一能够拿得出手来展示的亮点。当然,最快乐的是做完这一切之后和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光:下河游泳、河滩玩沙、小水塘里捉鱼、满田坝的田埂上捅黄鳝、寨子里玩打仗的游戏。渐渐的,张竹林从小学读到了初中,在一所始建于清末民初的观音寺庙解放后改建的由他们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办的学校里,他从懵懂的童年长成了初谙世事的少年,从纯粹自我的世界开始看到了外面世界的一角:他从书本上看到了大千世界的精彩,他去过离家十来里路的公社所在地的街,还去过离家二十来里路的区政府所在地的更大的街。他的眼睛在不断的观察,内心开始了思考。读到初二,张竹林有了自己奋斗的人生抱负,——儿时谁又没有理想呢?——他的心愿非常直观,目标非常具体:第一,拥有两个红本本,一个是城镇居民户口簿,一个是城镇居民购粮证,这两个本本都是用红色的塑料皮封装,上面有烫金的字;第二,搬到街上去住。公社社政府所在的街,把它称为公社街吧,其实并没有几户人家,街面也是泥路,下雨天走出来仍然是一脚泥巴,尤其是冬天,街上的烂泥由于没有阳光将其晒干,再加上街上没有排水系统,家家户户的废水脏水都倾倒到街上,使街上久久地散发出臭味。尽管如此,小小年纪的他仍然多次亲眼目睹了街上人对乡下人的轻蔑和不屑。对街上人,他小时候真的有仰视的感觉。他很奇怪,他们住在街上,既不上山种地,也不下田插秧,吃什么呢?后来他才搞清楚,他们住在街上,是因为他们手里拿有一个红本本,城镇居民户口本,他们有这个资格;而有这个资格后,就有这个权利:拿着另一个红本本到仓库去买价格很低的粮食,旱涝无忧、丰歉不愁。所以,那两个红本本,在他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住到街上,既摆脱了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水一把泥一把地干农活的苦和累,有饭吃有衣穿,还吃得轻轻松松穿得干干净净,这能不是他幼小而躁动的心灵朝思暮想的美事吗?至于怎么去实现这两个愿景,他则无路线图,更无时间表;说得准确些,它们都还仅仅是他心中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朴实的向往。它既清晰又朦胧,既近在咫尺般唾手可得,又似乎是绚丽的朝霞般遥不可及。
张竹林家位于典型高原上一个不大的盆地边缘,当地人习惯把这种地形称为“坝子”。那里的山峦,领袖***曾跃马扬鞭写道:乌蒙磅礴走泥丸。一系山涛奔腾而来,山势渐行渐矮,缓缓的接近坝子,寨子即座落在山脚。他们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的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寨子里。寨子由三个既相互连通又相对独立的大院落组成,每个院落的房子都成门字型分布,都是高大的木板壁房,房屋中间是百来平方米,用清一色的四十公分的方型青石板铺就的院坝,屋子和院坝之间有一道一米左右高的石坎,当地人称之为堰坎,实际是一个三米宽的平台,从屋里出来经过平台,走下台阶就是院坝,台阶全是用细锤细錾的规格统一的青石条砌成。门字形正对面是又大又高又厚的朝门。寨子是李姓地主三兄弟的,1950年解放时,三兄弟全被赶到山里去了,他们的房屋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现在看,房子好是好,全是上等的松板材建成的,但是太高,屋里光线不好,太暗了。寨前是条两米宽的青石板路,岁月已将石板磨去了棱,很多都已经发出清幽幽的光了。寨子对面,隔着块百十米宽的大田,有一个小山堡,张竹林家土墙瓦房就座落在这个堡堡上。屋基是他家外公选定的,但尽管他外公是行家,在这一行也颇受人尊重,却在选定这个屋基的当时就遭到不少认为对此略知一二的人或明或暗的批评,认为老先生这个屋基没有选好,甚至是选错了,因为屋基是选在一块小石滩上。刚动工开挖地基的时候,他父母就听到了这样的议论,急忙找他外公。他外公答复道,不要管他们,他们不懂。就像印证人们普遍的看法一样:他父母不管怎样勤快,反正家庭就是不得行,不是大人生病就是娃儿不好,大人不是忙着找人给自己看病就是背着娃娃四处求医;没时间干活就不能挣工分,秋收后在生产队分了粮食还要补交口粮款,几乎年年家里都缺吃少穿。其实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张竹林家只有三兄妹,他们的家庭负担应当不算很重,因为寨子里一家六七个娃儿的常见得很,还有两家有十个儿子的,清一色,人称“石个儿”(十个儿的谐音),可是热闹得很。
农村人和城里人相比,最看重阴地和阳宅,他们认为:祖坟冒烟,子孙发达;屋基选好,人财兴旺。当然,也不是人人都是这样,尽管没有多少文化,有的人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反驳这种说法道:人穷怪屋基,饭硬赖筲箕。
张家房屋的背后是一小片翠绿的斑竹林,竹林里山雀子的叫声噪醒了贪睡的农家少年。少年揉着惺忪的眼皮,带着残留的睡意,背上背着背篼,手里拉着牛缰绳,把家里的大水牛牵出去。牛儿在小水沟边吃草,少年在一旁割草。有一种鸟儿拖着长长的腔调,啘转嘶鸣,少年们把它翻译成:儿——紧——睡(意为老是赖着不起床)。它是要少年们赶紧起床,抓住早晨的美好时光。赤裸着的双脚,践踏着青草和露珠,感到阵阵轻柔的清凉。伙伴们互相招呼着,自然而然地完成着每天都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割牛草、割猪草,放牛,然后上学读书。
门前是一条砂石马路,联接县城、区、公社所在地,每天有两趟从县城开往区里的班车,十天半月有辆到区食品站拉猪的货车。雨天,客车货车驶过,碾得泥浆飞溅;晴天,车后卷起滚滚烟尘,久久不散。因为客车到来时正值张竹林们上学的时候,离家不远处有一小坡,学校门口也有一小坡,车辆都会因爬坡吃力而减慢速度,于是他们就趁驾驶员不注意,紧跑几步,拉住客车屁股上的小货梯爬上车,到学校门口下车,迎接着同学们羡慕的目光,得意洋洋地走进学校。当然也有吃亏的时候。一次,张竹林爬上一辆东方红拖拉机,那车的车厢实在太高,爬的时候使劲往上一蹿就抓住了车厢栏板,可下车时脚怎么也够不着地,只好一咬牙,松手,摔扑在马路上,两个膝盖、两只手掌全被细砂石擦破出血,肉中还嵌有细微的石砂,痛得要命;回家后还必须躲着父母的眼睛,一旦父母知道这钟事,迎来的很可能不是同情,而是一顿暴打,因为这不仅仅是听不听话的问题,而是太危险了,摔死了咋办?有一次,他爬上了一辆去区食品站拉猪的日本五十铃货车,没想到那台该死的日本车速度太快,本身又是空车,经过学校门口那个小坡时只感觉轻轻地腾了一下就翻过去了,速度几乎没有变化,他根本就不敢下车。货车一直开到二十里外的区食品站才停下来。他挨了驾驶员的一顿臭骂,当天书没读成,因为他还得靠自己的两只脚板走回来。幸好,大人仍然没有发现,否则他又要饱尝一顿老母亲的名菜:斑竹笋子炒腿肌肉。这条公路蜿蜒着,向西通往县城,路程有多远,他不知道;向东通往省城,距离有多大,他更不知道。总体来讲,张竹林们那一带的交通还算过得去,也不十分闭塞,经济文化受相邻的比较发达的阳北地区的影响很大。这两件事情之后,心里本来有点活动,也想倒腾点鸡鸭蛋的父亲彻底打消了不安分的念头。
和周边的山区相比,他们那里算是上善之地了。张竹林外公家本来离他家不远,解放前是地主,光是连片的水田就有好几百亩,在这一带算是不小的地主,事实上,张竹林家先辈还给他家干过活。造化弄人,临近解放的时候,外公的父亲因为抽鸦片烟,田土房屋几乎败光,但在解放的时候仍然被划成了地主,残存的一点田土和房屋被全部没收,全家被赶到二十里外的深山里,但是没有被进一步的整治。所以外公有一回还开玩笑说,解放后他没有像有些地主那样被整得死去活来,日子相对好过,还要感谢他父亲抽鸦片烟把家产败了。儿时,张竹林经常去外公家,对去外公家路的印象是翻过一山又一山,一山放过一山拦。山里人最羡慕田坝人的两件事:一是吃大米饭,大米饭一蹓顺就通过喉咙管下了肚,不像苞谷做的苞谷沙钻得满嘴都是,半天咽不下去;二是好娶媳妇,哪家姑娘不想住在田坝里头,吃大米饭,走的道路又平又直,有身干净的衣服穿?
张竹林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从心里都非常感谢***,如果不恢复高考,他就会顺着外公给他设计的路线图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跟外公几十年的老朋友、一位老中医学医,然后和距离他家一公里远的一位姑娘结婚(姑娘他见过,就在他们学校读书,据说两家老人还曾略有沟通,只是后来他考上高中、考上大学,此事再未提起)。后来他想,即使自己没能上大学,也会去学医;再不成,也会随着后来的打工潮,进城打工,绝不会老老实实地死守在农村,心甘情愿地围着田和土转来转去,过一辈子穷苦困顿的生活。看来,他还真不是当纯农民的命。
因为张竹林读书发蒙得早,书也读得比较顺利,高中毕业的时候刚刚十六岁。高考结束后,他从学校收拾行李回家等录取的消息。让人很是奇怪的是,他还真有点“蒙”,浑然不知他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已然实现,回到家后仍然割草、放牛、干农活,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绝对不会因为在县城读了几天书,就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拿到一根羽毛,就以为能飞天,觉得再干又脏又臭的农活是件丢人的事,这样的事,父母天天都在干。实质上,他那时对“高考”与其人生的关联性理解不够,质朴而且尚残留点懵懂的农家小青年,还不能畅想大学及其以后的状况。
仲夏正午的阳光下,一切都显得倦怠慵懒。张竹林早上割好牛草后,吃了午饭,正蜷在床上睡觉。土坯房看起来很粗糙,但有一个好处,冬暖夏凉,灼热的阳光照不进厚厚的土墙,凛冽的西北风也刮不进去。当村支书的三爸推门进来,一脸喜悦地叫着他的小名告诉他,区公所打电话给公社,公社派人送信过来,叫他到区公所去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一骨碌从床上翻起来,怔怔地看着三爸,半天没回过神来。他不会像范进中举那样欣喜若狂,因为从高考预选到正考,到成绩出来,他心里都是有数的,高考结束后,他估计总分应该是三百八十分上下浮动一小点,但当在县城的堂姑妈姑爹问他考了多少分时,他没说满,打了折扣,回答说应该有350分左右,心想万一出了差错,没考到那么多分,之前的说法就是吹牛,怎么见人?人家就会说这个娃娃,小小年纪就学会吹牛放炮,说话不负责任。后来,分数出来了,他得了384分;再后来,省里划出了录取分数线:文科,普通大学,317分,重点大学,380分,他居然上了重点大学!
三爸走后,张竹林走出房门,站在院坝里的烈日下,茫然望着眼前的田野。他最喜欢眺望两个时段的自家门前的坝子:一是暮春。满田坝的油菜花开了,条条块块,金灿灿,黄橙橙,如锦似缎。霞染三春,随风散馨。养蜂人把蜂箱摆在大路边、田埂上,蜜蜂忙碌于层层叠叠、细细款款的花蕊之中;蝴蝶挥动着多彩斑斓的翅膀,曼舞于油菜上部金黄下部青白之间。蜂飞蝶舞,金色满眼,花香沁脾,此为人间绝景!二是六月。远近山峦云烟缭绕,坝里稻秧封林,满眼的是绒绒柔柔的绿,偶有白鹤在田间觅食,如画的风景使人陶然其间。实际上,两者颇有文人骚客之雅兴,是他长大读书后的总结。他的另一种喜欢纯属小孩子的视界,他喜欢家乡坝子的另一个景象,只不过有一次他和伙伴们眉飞色舞地谈起时,被恰好路过的父亲听见,因而受了责备:你倒是觉得好耍,庄稼淹烂了秋天没得收成,大家喝西北风?他也就不再提起。后来,国家投资水利,把两公里路外的一座不小的山头从山脚凿通,修了引水隧洞,把田坝里的洪水引向山那边的大河里,田坝就再也没有被洪水淹过,他喜欢的那种场景也就不会重现了。原来,当时序进入农历的六七月间,季节上就是汛期了。两天风高雨急,只听四周山上的水哗哗哗地流淌下来。坝子里消掉洪水,靠的是几个“消水洞”(地下阴河露出地面的圆点)。当聚积到坝子里的水量超过几个消水洞的消水量时,坝子里的水就会越积越多,水位越涨越高,最后把整个坝子变成一汪湖泊。通常,洪水会涨到离张竹林家院坝两三尺左右的地方就不再上涨。满坝的水稻秧苗哪里还有踪影?大人们焦急万分,怕水淹的时间长了秧苗涝死,秋季绝收,祈求老天不再下雨,洪水赶紧消完。娃娃们哪里知道大人的忧愁,觉得太好玩了:用塑料薄膜把“半斗”(一种用木板制成的深约八十公分、宽约一米五、上口比下底略大的正方形用具,秋天用来挞谷子用)包裹住就是一艘平底船,用扁担或竹竿作浆,划到山边去取水,因为坝里的所有水井都被淹了。船行途中,笑声不断,甚至还会传出歌声。洪水退后,最让娃娃们高兴的场景出现了:阴河里的很多鱼因为涨水时阴河水与坝上的水相连而涌到了洪水里,洪水消退完后,不少鱼未能回游到阴河而留在了坝子上的稻田里。于是,娃娃们跟着大人,拿着背篼、畚箕,跳进田里抓鱼。一身水一身泥,一路欢声一路笑语。晚上,家家的灶房里都飘出了鱼的鲜香之味。而小伙伴们,瞪圆着大眼睛,守在灶台边,不停地吞咽着口水,巴巴地望着母亲手里锅铲的翻动。是啊,童年的欢乐,用什么来衡量,又有什么能阻挡!
第二天,张竹林以几乎竞走的速度来回走了四十里路,到区公所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回到家里,时过正午。他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尽管它很简单,既不精致、也不华丽,就是一张白纸,上面用打字机打出来几段话,落款的校名处盖上了红色的公章,却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母亲则在一旁怔怔地望着父亲。这是他们所期待的,母亲不说了,不识字,她心中希望儿子好,怎么好,太笼统,没有具体的东西。父亲不一样,他读过几天师范,是生产队的知识分子,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帮助,他和别人唯一不同的是他坚决送儿子读书,别人家娃娃出工挣工分,他让他读书;别人家的会干农活,减轻大人的负担,他不为所动,还是让他读书。他受尽了苦,受尽了磨,这都没什么,关键是遭尽了白眼、遭尽了鄙夷,家庭搞不上来,有文化顶个屁用!他看见过父亲眼里的泪花。张竹林本人却没有多少喜悦。他缺乏对高考录取的了解,而这方面老师也没给他们提供多少帮助,想来他们可能也没有多少经验,毕竟恢复高考还没有几年,而高考成绩是由实力说话,填报志愿却在某种程度上得看运气。他死死的认为,凭他的实力,肯定考不上重点大学,他没有这样的自信,也没有这样的奢望,所以填报志愿时重点大学一栏胡乱填了几所学校,没想到居然考上了,被云东师范大学录取了。不过,当教师真不是他的愿望,凭他将近一米八的身高,类似运动员的身体,他其实非常渴望实现儿时的梦想:当军官、当警官。这是多少少年共同的梦想?只是有一样打碎了他的男孩子通常都有的理想:因为学习太用功,他已经带上了眼镜,而军校警校不要近视眼。他虽然有点失落,仍然平静地想到,看来要实现这个梦想只有等来生了。看来,他对军官警官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感性的层面,并非是早已瞄准,一定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因为他从小受外公的影响,非常喜欢文学,填志愿时报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历史系放第二,没想到录取时第二跑到了第一。
但是,要说张竹林心情沮丧,那确属矫情,最多是觉得美中不足罢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能考上大学,毕竟是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却始终无法实现的梦想啊!如果读高中像古代考上秀才的话,上大学就是高中举人,是“国家”的人了,铁饭碗稳稳当当地到手了!少年时的理想,城镇居民的户口本、购粮证,两个珍贵的红本本到手了,立马就变成城里人了,注意,不是街上人,是城里人!他两次重大考试的运气都太好了,内心非常感谢老天对他的格外眷顾。他虽然年纪不大,但从小因为外公而耳濡目染,明白很多东西仅仅用运气好是不能够解释得通的:初中毕业考高中的时候,宁远一中在全县范围内录取重点班的分数是二百六十分,他考了二百六十三分,巧过,是唯一一个从大队办的学校(村校)考进县一中重点班的学生(共两个班一百零八人,后来他们组织同学会的时候,自称梁山好汉);考大学的时候,重点线三百八十分,他考了三百八十四分,刚好。也许,冥冥之中的神佛认为,不能让他一切都太顺利,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要给他弄一点小小的缺憾。事实上,那些年,把他做道场、算八字、看手相之类的书,还有一部《金刚经》,以及一些印刷用的雕板(同学们搞不清楚唐朝发明的雕板印刷是怎么回事时,他小声嘀咕,我家楼上就有)全部送到他家。他没书看,没事的时候就上楼去乱翻。那些东西绝大部分他看不懂,但还是记得一些,比如人生福报不能太满,否则容易招祸等等,长大后他明白,这些和儒家“满招损,谦得益”之类的道理相通。张竹林想,是我的梦想,当警官当军官好,还是我的现实,将来当老师好?将来的路会走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现在就告诉你答案。也许,神佛知道,但是神佛总是慈祥而无言。也许八字先生知道,但是,他们的话总是让人将信将疑。
历史,即使是个人的历史,同样具有唯一性,不能后悔,没有假设,没有重新来过一说。而随着秒针的“滴答”一落,我们也就走进了历史,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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