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自己的故乡流放千里》——北方的河流

在上一篇文章中，小编为您详细介绍了关于《《青春不错爱》：：表白》相关知识。本篇中小编将再为您讲解标题《我被自己的故乡流放千里》——北方的河流。

第一章：西部初遇

我是在新疆的工地上遇见章程远的。

2016年我大学刚毕业，没有考研的想法，就开始找工作。我在南方的一个二本大学里读机械工程专业，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专业，当初报考这个专业也全是我父母的意思，他们俩都是一所从事机床生产的国企员工，经过几十年的资历积攒，父亲爬上了一个中层领导的岗位，母亲则在财务工作，按说我也应该划分在中产阶级一列。他们俩的意思是想让我大学毕业以后直接进机床厂，有他们在里面的铺路我可以在人生道路上比别人多走一大截子捷径，从此衣食无忧地被国企养了起来。谁料我不争气，从小学习成绩都是在中游位置，最后上了一个很普通的大学。在报志愿的时候我是毫不关心的，学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从小到大都是他们给我做主，最后父母把所有大学的第一志愿都报成了机械工程。

也不怕各位笑话，我在学校里表现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烂，奖学金、优秀荣誉之类的东西基本上跟我绝缘。大学一晃就过去了，我算是在宿舍床上躺了三年多，自己脑袋里有时候空荡荡的，有时候里面东西多得要命，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怎样，我竟时常头痛起来，这是我以前从没有过的，不知道各位大学时有没有相似的感觉。

我算是混到了毕业，去了父母所在的机床厂面试，然后被拒了。因为近两年企业效益有所提高，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公司结构和人员都进行了精简，现在要着力提高企业职工的自身素质和精神状态，所以入职的门槛高了很多。我毕业院校不知名，在校表现又差劲，也难怪在应聘中被刷下来。顺便给大家提一下，这家国企效益确实相当不错，员工待遇较其他企业要高不少，很多名校学生都会挤破脑门抢着进，然而让进的人却不多，我妈给我说今年技术部门只要40人，投来的简历却像是天上落下的雪花一般——投来了五百多份简历。我的简历实在苍白无力，根本一点竞争资格都没有。我的父母为我左右打点疏通关系，但今年招聘却比以前要严格很多，而且还被告知今后会越来越难进。他们俩那些天可是没少奔波，一连好几天家里都没有人吃晚饭，他们在促饭局找关系，目的是想在名额招满前把我硬生生塞进去。后来我妈告诉我今年是没有可能了，公司很重视这件事，没人敢做小动作，但是人力资源部一个稍有权力的人告诉她了另一条路。那人说我可以去西北支边一年左右，那里正缺人才，这样能突显出自己的精神觉悟高，有了这样一段经历我的简历含金量就会大大提高，到时一切都会好办多了。

那个人说的话我知道，国家在构建一带一路战略，急需工程类人才，在我们学校里就有专项的招聘计划，招聘的名额很多，门槛也比较低，然而并没与多少人买账。所谓的优秀人才早就跑到了北上广，即使是差些的学生宁愿在小城市里竞争一个养家糊口的岗位也不愿意去考虑那个。那个地方让人想不起来一点美好的事情，天之骄子们积累了十几年的教育资本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哪个愿意去那个又苦又累的地方？所来的工程企业受到了不小的冷落，据说只带走了个位数的名额，铩羽而归。

我自然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我的父母也不愿意让我去，那里的条件确实艰苦。但最后父母一连好几天思前想后，还是决定送我去“镀”这一层金。我妈告诉我说，苦一年就可以安稳一辈子，这笔账划算。虽然有一点不情愿，但最后我还是听了父母的，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忤逆过他们，即使我对入职的那家机床公司没有半点兴趣。

七月份我的父母把我送上了前往西宁的火车，我妈再三叮嘱我最多受一年苦，时间一到就立马给消息让我回来。与我同行的还有将近十个人，都是我所在城市的应届毕业生，火车到达西宁后我们被人接上了汽车，经历了六七个小时的汽车路程，最后我们被两辆五菱面包车和一辆有些破旧的吉普车载到了一片工地上。那是一片临近荒漠的地方，地势起伏，远处还有两座大山耸立，眼睛可以一下望到天边，我舒了口气自语道：还不算太糟嘛。忘记告诉大家，在西北方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一带一路的中线路段，多地同时进行开工，这片地方有中建公司的三个局，分别是七局、八局和十八局。

我被安排到在新疆路段进行公路和隧道建设的十八局，主要负责工程机械的检修和保养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章程远，他当时正和几个人进行一辆铲车的修理工作，很显眼的一个人。他身材很魁梧，得有一米八的个头，肉看起来很结实，大手大脚，大眼大鼻子，仿佛五官和四肢都放开了长似的，在他宽大的头颅上生着被镰刀割过麦子似的短发，身着蓝色工作服，袖子和裤脚都卷了起来，他身上多处有着油渍，尽管已经洗过但还是能看得到痕迹。

章程远听完旁边人的介绍，抬头顶着阳光看了看我们几个人，然后走了过来，用毛巾擦着手，问：“刚毕业的学生？”我点了点头。他用擦干净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好，哈哈，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兵了，好好干！”

原来章程远是机配处下面的一个副科长，我们几个人归他管。他带我们参观了工地宿舍，宿舍是搭起的简易板房，两个人一间，我跟章程远住在一个宿舍里，本来那个房间只有他一个人。

他长得高大结实，再加上黝黑的皮肤，我一直以为他是只是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底层工人罢了。但我听老王说，他是一所名牌大学毕业的，在这里工作七年之久了，还是一名作家，出了两本书。

听老王一说，震惊之余，我对这个人更加好奇。自己也是刚毕业的学生，对大学还是比较亲切的。就问老王，那他怎么流落到西北这块地上，照他的条件，在沿海随便找个地也比这里强千倍、万倍啊！

不光我这么想，几乎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大学毕业，上了接近二十年学，终于比别人多了第二资本，这些资本是要用来换取更好的生活的。

西北工地确实苦，这里受到太阳直射，刚来的时候我生生被晒得退掉了一层皮，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身黝黑的皮肤。白天各种工程机械如钢铁巨兽一般咆哮，大型卡车来回穿梭，尘土飞扬，每个人都是灰头土脸的模样。这里比起沿海的灯红酒绿、色彩斑斓真是差太多太多。

工地旁有个山，其实也算不上山，小山坡而已，也就两三百米高。有一颗孤零零的树在山顶悠闲地长着，歪歪扭扭地，很随意，没人逼他成材，生的一副巨大的伞盖。后来我发现章程远总会背一些工程废料到那山顶上，到那树盖下，再后我看到他一大早拿着刮板、瓦刀还有半袋水泥上去了，忙活了一上午。

我很是纳闷，他在山上做了什么。黄昏的时候，等他不在山上的时候，我偷偷跑上了山，看到树下的物件时我惊呆了。

那时两把用石子砌成的小椅子，相距一米远，外面用水泥抹得很光滑，镜面一样平。最妙的是两把椅子上还做了椅背，他是借用的钢筋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勾勒出两条完美的弧线，像数学方程一样标准，让人赏心悦目。这两把椅子活儿做得很细，天啊，要是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知道那些粗糙的工程材料能做出这么巧妙的东西。我摸了下水泥已经干了，我试着坐了下去，有点凉，往后躺下去，那条弧线近乎完美地均匀承受我脊背的压力，很切合，很舒服，我不禁长长舒了口气。就当我享受地坐着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点不得劲……

能在小山上做两把椅子看风景，说明他是一个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但为什么会朝东呢，黄昏的时候看日落不是更好。

你可能不知道，西部的落日真的特别好看，在这高原上没山阻隔，也没什么高楼，也就些地皮上的草。没有碍眼的地方，颇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觉。太阳又大又圆，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是带红的。只要你耐着性子，会发现每天都有变化，很美的变化，这几乎是我们很大一部分人消遣的方式。

但是为什么要朝东呢，还有为什么是两把？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心里想道。

因为和章程远生活在一个宿舍，平常我都给他打下手，与他接触的比较多。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写作。我数了数从小到大做的事，几乎没有多少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事情，也没有几个能坚持做下去的事情。我平常功课之外总是尝试着创作一些小故事和没有严格平仄的诗歌，写作姑且算作我为数不多的正经爱好之一（其实打网络游戏、看电影也算，只不过不太正经）。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关系也特别好，他对我很照顾。慢慢地，我从各方面了解到了他的一些经历，我感觉到很是匪夷所思，我想我应该去主动做一件事情——创作一篇长篇小说，以他为原型、以他的经历为素材的小说。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相当困难的挑战，但我为此充满着足够的热情和动力，因为这样的故事我真的不应该让它只埋葬在我头脑里，它会有自己应该具有的价值。

2016年9月10日我开始动笔，小说主人公就是章程远，我不知道自己会写成什么样子，也许它可能因为太过糟糕不能与大家见面，但我一定会将它写完整，绝不会半途而废。我在向某种精神上的震撼和无可奈何的痛苦献上用我的心血凝化而成的敬意。

初次尝试，不足之处还望各位读者包涵。

第二章：成长历程

我出生在海右省平德县的一个普通村子，村子的名字叫有粮。

有粮村太普通了，海右省西南平原上这样的村子千千万，其中的村子稠密，模样都差不多，就像一大捧黄豆子不小心散落在那片黄色的土地上，没有人能够把有粮单独挑出来。这里连个小山头都没，不过分布着许多十几米高的土丘。那些土丘都是深黄色的泥土结实堆起来的，上面有的会种树有的则是光秃秃的，它们都是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大概是像哪个巨人娃娃随便用手捏成的泥块，后来巨人娃娃被妈妈叫走了，就留下了这些形状各异的东西在这片本来平整的土地。

水是有一些的，有一条黄河支流在村边流过，河的名字叫做金河，等到河水快流到有粮时，这条河就拐了个大弯，正好把有粮圈进去，那是金河拐的第三道弯，所以这个地方叫三道湾镇。小时候我记得河里的水很大，父辈在水里捕鱼的场面零散地分布在我的记忆里，为防止河水侵害庄稼，金河旁边还修着十几米高的河堤，这条堤就被称为金堤，谁也不知道金堤是哪个朝代修的，老人们或许知道金堤东起哪里西至何方——我至今仍不知道。听说金河每年都会淹死一个人，大多是小孩子，很多人都说那是金河里的神收的童男童女，只要有人淹死那一年有粮就平安无事，没有的话金河就会漫过河堤自己去寻。奶奶从小就告诉我不能到河边去，不然水鬼会把小孩拉进水的，因为有人见过卖豆腐老头的秤砣落在水里会漂在上面打转。

总之，有粮村很普通，都是是黄土堆成的东西，种的庄稼也是最接地气的，一年两季粮食，秋老虎的尾巴还在时种上小麦，夏至前十几天就要收掉，收完麦之后没过几天再把玉米种上，村子里的人是一点都不舍得让地闲着，八月十五吃月饼的时候又能收玉米，一直以来我甚至以为全天下都是这样种粮食的，我问过爷爷他说一直都是这样的种法。这里的地是肥沃的，土不是那种焦黄，而是带着一种厚重的深黄，即使如此使用有粮村的地还是照样长庄稼，一点不比前一年少。

我是1990年出生的，就是改革开放深化的那一年

在我上面有一个亲哥，他比我大5岁。那时候家里农活忙，在上学之前都是我哥带着我玩。我像一个跟屁虫似的跟在他后面。他拿一根长棍，我就拿一根短棍；他去河里摸鱼，我就把他丢在岸上的鱼摁住丢进桶里；他揪着一片叶子塞嘴里说好吃，我也放嘴里去嚼，我被苦到吐出来，他就笑着把藏在手掌里并没有放进嘴中的树叶拿了出来……

在我印象里，我哥是个玩家。他是属于土地的，不管何时何地他都能在地里面找到东西吃，而我就要笨很多。春天，在野火过后的垄沟上，有一种叫做“默默刘”的植物，这种植物里面有像棉花似的纤维，人使劲咀嚼的话会感到甜味，而且还能咽下去。我找到的“默默刘”都是又老又硬的，我哥找的都是又软和、甜汁又多的。所以最后我索性就不找了，我哥在前面走，我就在后面东张西望地跟着，我哥不时转过头，将找到的默默刘递给我，我就接过来塞得嘴里满满的；有人家的地里收过了地瓜，他随手扒挠两下就能翻出两块沉甸甸的地瓜，而我总是只能挖到砖头……

记忆中我哥小时候身材是瘦瘦的，肚子上都能突出来肋骨，皮肤是黑色的，不是那种生来的暗黑，而是经历风吹日晒的那种闪着光亮的黑色。他全身肉不多，但看起来很结实有韧性，他的头有点尖有点像陀螺，眼珠子乌黑发亮总是很灵活地转着。他就像是金河淤泥里有着扎实腰背的黑泥鳅一般。

我哥表现得很机灵，他可以猛地一伸手抓到家里养的散鸡，可以三下两下爬到树上去掏鸟窝，而我就在下面去接他扔下来的半飞不飞的幼鸟。他跟别人打架也很厉害，手脚麻利拳头又有劲，村里与他同岁数的孩子都怕他。有一次我哥因为与村里一家孩子打架，那个孩子高他半头，结果被他打得鼻子流血，我哥还威胁那个孩子说回家敢告诉大人还要揍他，吓得那个孩子回家之后一直坚称自己的鼻子是摔倒碰的。

我小时候记忆里最多的还是在村子里度过的悠闲光景，跟着大孩子们上窜下跳，享受着大自然带给我们的最原始的礼物，只不过我相比于其他孩子有个特别的地方——喜好时常捧着一本书。我家里的书可能是同村小孩子中间最多的，当然我哥是不会去动那些书的，他一刻都停歇不住，屁股挨到板凳上就能像弹簧一样立马跳开。我不知怎么的，有那个性子坐在小板凳上看书，一看好几个小时都不会换地方的，爷爷奶奶看到我这样都以为是怪事，都说村里哪有孩子是我这般模样？他们给其他人说，很多人都摇头，都不知道我这样是福是祸，也以为怪事。我认字早，小学还没上两年就看完了诸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儿童读物，还会背唐诗三百首的大部分，开始去看简单的小说和散文。我也跟着大孩子去河边玩，他们用石头在水里打水漂，我就在河边对着大白鹅叫：“鹅鹅鹅，曲项向天歌……”或者站在桥头大声朗诵：“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亦或是对着我们村最高的一个土丘（大约有二十米高）说：“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提到我的母亲了，这可能这是一段比较令人难以启齿的故事。我母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长在男方一个小城中，她在她那个年代上到了高中，就差没有考大学了，而我父亲则是只在村里学堂待过不到十天写自己名字都会费劲的地道庄稼人。我老爷爷是村里的守堤人，母亲年轻的时候顺着金堤走饿倒在路边，是我老爷爷救活了她，母亲家在南方举目无亲，在堤上生活的老爷爷和老奶奶看她可怜收留了她好一段时间。那时我老爷爷的孙子——我的父亲还没有媳妇，老爷爷开口与我母亲商量想做这桩婚事，我母亲为报恩就答应了做我父亲的媳妇，于是就这样我母亲安顿到了有粮村。

我家的书都是母亲买的，每次她去城里赶集就要买上好几本书，有给我的，有她自己看的，等我的看完之后我就又会去看她的。我记得每次奶奶看她用花布包几本书回来，总是要唠叨几句：“买那个东西弄啥？不当吃不当喝，净瞎钱！”……

总之我对母亲的印象很模糊，因为她很早就离开了我，在不多的印象里我只记得她跟我爹没少吵过架，而且吵得很凶，我父亲气得暴跳如雷把家里能砸的东西都砸过，只是我记得他从来没伸手打过她。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忙完农活后就会待在家里不出去，没有去跟她同岁数的女人那样三五成群地站在街上说话。她忙完家务清闲一点就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要不然就待在房里看她的书，母亲说话并不多，跟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说话都不多。

我在家时一直都是她教我，她教得要比学校节奏快很多——检查我背诵、检查我默写，她也尝试着去教我哥，但我哥总是趁她不注意就窜出去，后来她索性也不让我哥跟着我学习了。于是我童年的记忆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我妈在小桌子上教我算术和语文，一边是我哥掐准时间在她教完我之后带我出去玩。

那时候的大人们谁都没想过孩子能考上大学，大学生这个名词在人们印象里还很遥远，它只是停留在人们闲谈时说的“哪个村子谁家人考上大学”之类的，那只是极偶然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福分，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我爷爷看我写作业总是说，上学的多如牛毛，上好的稀如牛角，爷爷奶奶对我期望不是太大。上学要上十五年才能见成效，他们只是想我愿意上就上——就当小时候没事做学着玩——大了就要丢掉书本子下地干活的，纸上的字终归是不能吃的，母亲对我的教育也只是被看作是一种管教孩子不捣蛋的方式。

我爹本来是对我能考上什么大学是完全不抱希望的，直到他听了一个瞎眼老头子的话。我听他讲过这件事，那是我六七岁大的时候，有个收破烂的的老头，在我们家门前整理收来的纸壳，他瞎了一只右眼，整个右眼都被白色的一层膜堵住了，老头腰背佝偻、衣着简陋。他去我们家要水喝，当时我在门口玩石子，我爹给他倒了热水，热水里又给他加了红糖，与他说了两句话。那老头看见一旁的我，就给我爹说自己懂一点面相，想给我算一卦，我爹当即应允了。那老头牵着我的左手放到他的左眼前，他那双没有瞎的眼睛净显浑浊，似乎也要看不到了，他拿着我的手几乎要贴到他的眼睛上，看完我的手之后他又摸索着掐了掐我的头。

那老头对我爹说一定要让我上学，他说我的手指头又长又细，拇指肚扁平，不是拿锄头的手而是拿墨水笔的手，我的后脑勺宽厚饱满能盛得下诗文千篇，是块顶好的上学材料。我爹当时将信将疑，只是当那人讨好我们家来听。那老头又让我爹拿来了毛笔和墨水，他给我爹写了幅字，那幅字我长大以后才看了明白，上面写的是“学业有成”四个大字，只不过那字得要倒着念再反过来念才对，乍一看根本认不得那字是什么，看模样几乎不像是字。那幅字从此以后就挂在了我家的墙上，我爹还听了他的话，在门口为我埋了块大青石。我爹看完那老头写完字后就信了，按他的说法一个收破烂的能拿得动毛笔都算不少道行，何况又能写出来这么古怪的字，我记得有段时间他总是拽着我的手看，然后低头去看他自己的手，有时候还会拽来我哥的手看。

我六岁开始上学，那时我哥上初中，初中在镇上，要骑自行车去镇里。他一周回来一次，每次看我哥骑着飞鸽自行车到镇上我就很羡慕，我知道他是去哪，那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那是一个很大的校园，校园里有大操场、一座四层的教学楼，里面的人每天都要在食堂里吃饭，那里的一切都充满新奇和神秘。

我们哥俩都上学了，相处时间就少很多了。我也彻底地被从池塘边、地头上、墙头上、麦秸垛里拉到学堂里，开始了漫漫人生征途。

村里所谓的小学，就是十间左右的瓦房，桌椅都要自家带，那种桌子是长方形的，下面有一个抽屉，是可以上锁的。我爹找木匠给我打了一副崭新的桌椅，杨木做的，黄色的桌面上点缀着几条泛黑的花纹，十分精致好看，闻上去还有一种稍微刺鼻的和着油漆的木头味，我喜欢闻这个味道，我还喜欢发下来书的油墨味。刚开学，小孩子们都在闹着玩，教室里很嘈杂。那时我就坐在教室的一角，把最大的语文书翻开，好让更多的油墨味散发出来，趴在桌子上，我贪婪地嗅着木头和纸的香气。

第一天的课结束后，我把书整齐地排列好，小心放在抽屉里，然后轻轻地上了锁，那把锁也是我爹给买的，黄色三环牌的，很精致的一个东西，它的钥匙用红绳拴着挂在我的脖子上。我总是把钥匙放进衣服最里面一层，贴着胸口的肉放，最后都整理好以后，我还会用小手在外面轻轻地拍上两下。

1993年深化市场改革，农村里已经有人去城里讨生活了。

我是家里的二胎，按照计划生育政策是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的。我家被罚了两万，家里一下子变穷了，日子过得挤巴，我爹是个急性子的人，看不得自己比别人过得差，就商量着跟我母亲一块去华城打工。

他们走的那个场面我记得尤为清楚。那是个麦收后的一天，天还黑乎乎的，天上的很多星星都还很亮，村庄在一片安静黑暗之中，鸡鸣声稀稀落落的响着，我家的大黑狗被门口刺眼的白炽灯照得兴奋起来。

我爸妈收拾着东西，他们发出的声音很小，我猜是怕把我吵醒，但我还是醒了，小小年纪却感觉那天会有什么大事发生。

天还是很黑，我跟奶奶一块去送我爸妈，他们穿上了各自最干净、最整洁的衣服，我爹背上扛着编织袋，我妈手里提着塞得满满的黑色手提包，听说城里东西贵，他们用的东西拿得很齐全。天天渐渐有一点光亮，七分暗三分亮。那是一条小土路，贴着河沿伸向远处，路边草丛里露水正浓，早醒的虫子哼哼唧唧地叫着，以往尘土飞扬的土路，因为露水的缘故变得沉重安静起来。我们走了很长时间的路。

“娘，回去吧，就送到这吧。”我爹扭头说。

“那行，你们抓点紧，别坐不上车了。”奶奶说。

“好，那程勇和程远，你就多操操心，程勇不小了，有什么活就让他干。”

“你们俩就放心，孩子我会照看好的，”奶奶摆了摆手，“在外面不行就回来，咱们家有地饿不死人！”

……

奶奶在一旁安排着我爹。我娘的话还是很少，不发一言，她只是蹲下为我仔细扣上了上衣最外面的扣子，整理了我的衣服和头发。

那是两对同样要分离的母子。

虽然以前我娘给我说过去城里，但听他们说的话我有点害怕了。我挣开奶奶的手，就哭着跑了过去。

“娘，你们去哪呀——”我哭着跑着喊着。没跑几步，我就被奶奶疾走几步抓住，半空抱着。“你娘去赶个集，一会就回来。”

他们转身看了两眼，我爹又紧了紧行李，走得更快了，顺着河沿走着，顶着星星走的。最后消失在灰蒙蒙的转弯处，没可能再看见了。

奶奶把我放下来，她擦了擦眼角，拉着我的手回去。我回到家闹了好几天，一整天没吃饭就在那抹泪。我奶奶也吓坏了，因为我一直表现比较听话的，没想到这次会闹得这么狠，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她以为我在遍布着坟头的小路上掉了魂，小鬼附着了身，于是就一边用吊着的土块在盛满水的碗上晃一边嘴里念叨着为我驱邪——这是我们当地一种还魂的方式。奶奶为我祷告了两三次，我慢慢安顿下来了，奶奶以为都是她的方式管了用。

那时村里也就两三部电话，我家上了坡，距离大约五十米的一个点心铺有一部，以后每隔两个星期或者半个月——通常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那个胖胖的、按辈分我该叫嫂子的妇女就会站在门口扯开嗓子喊：“大奶奶，二强来电话啦——”我奶奶每次听到后就赶紧放下筷子，领着我钻进发昏的夜幕小跑过去。

事实上当时我如此的闹腾是有一点预见性的。出门打工的是父亲母亲两个人，回的时候只回来了一个，这段记忆我更是模糊得很，家族里对此都讳莫如深，没有人愿意提起这件事，它就像被压在青石板下面的纸片，任石板风吹日晒生了青苔也不会让纸片见半点亮光。我娘跟着一个教人写字的人跑了，那人戴着眼镜，我娘走的时候没带走我爹的一分钱，家里也被她收拾得整整齐齐的。

次年的时候我娘只身回来过一次有粮，当时我爹是把我关在了盛粮食的小屋子里，外面上了锁不让我与她见面。我那时候在小屋里搬了个小板凳，踩着它扒着窗户往外看的。我母亲站在院子里，直直地站着，她身材修长，像是深深插进土里的杨柳枝干，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她是村里最漂亮的女人。当时我还记得院子里还有一些村里熟悉的面孔，屋后的山岗上密密麻麻地站着一堆陌生人，他们都互相说着话。

母亲应该是没有说话，我爹在大声吼叫着。“你死到哪我不管！我给你说，老二我绝对不会给你的，一个孩子毛都不会给你！”我爹当时都是跳着说话的。“没爹的玩意，你赶紧滚，再不滚我腿给你打折！”那天我爹说的话我倒是记得清楚，那些话就像被针刻在我的某个地方一样。

“啪！”，一只鸡蛋毫无预兆地摔在了母亲脸上，蛋黄顿时模糊了她本来清秀的面目，粘稠的液体顺着脸流到她灰色的上衣上。我姑姑把一个鸡蛋扔到了她脸上，嘴里还说着：“骚货，不要脸的贱玩意……”“啪！”又是一个。“没爹没娘的玩意，臭婊子。”……

我不记得谁还往她身上泼了泔水，扔了菜叶子。她还是没说话，转身就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还是由奶奶照看，我爹继续漂泊四方外出打工。

奶奶有时候就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大远啊，三道湾以外的人哪，一半是鬼一半是怪……”

我哥在他上初二，我上三年级的时候辍学不上了，我爹不在身旁也劝不了他，而且他成绩也不算太好。我爹打来电话说不上就不上吧，供应老二就好了，等他大两年我就带他出来做点活，老二是块上学的材料。我爹说，老大的手指头跟我一个熊样，生来就是出力的手，老二的手才是拿纸笔的。事实上，我哥人很聪明，成绩刚开始还好，只不过我妈走了之后，他就当着我的面把塑料笔扔到了地下，用脚使劲将它碾了个稀烂。他咬着牙恨恨地说：“咱娘是被写字的人拐走的，以后我不会再碰一下笔，该死的东西！”

剩下的日子我就单调多了。我没有再仔细地端详一下村子，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到了学习上，初中和高中都住校，除了一个月回家一次我的生活地点基本上都是在学校，与世隔绝一般，上课和做题永远是主旋律。不知道怎么，村里一块上学的孩子一个个都从身边退下去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进到了重点高中，好像不管到哪我也都是班里的第一名，不论小学升初中，或者初中升高中，也不论大班小班。我爹认为那个瞎眼的老头确实有能知未来的本事，认定我就是这条路上的人，所以他送我上的中学都是县里最好的中学。田地里的农活我基本上没有做过，哪怕一年可能也不会去地里看一趟，我哥已经慢慢地锻炼成田地里的一把好手，没有我爹他也基本上能将田地里的东西打理得很好。放假回家我爹也会让我去报一些辅导班，我说我不用去花那个钱，我爹这样给我打比喻：你们这些上学的人哪，都在一个路上赛跑，别看你现在在前头，人家放假再去学，你干别的就等于半路睡大觉，最后就跟不上人家的班了。我没办法，在假期也会去做一些补习，不然就在家里预习和复习功课。

那是一个封闭的环境，我虽然还在村子里住着，却已与村子的水土、村中的人断了联系，村中发生的一切我都不知道，甚至隔我家几百米住的二奶奶看见我时，都会问别人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看着如此眼生，旁人有知道的就会答道说：“这是二强家的老二，程勇的兄弟，在外面上学哩。”这时候我才被承认是有粮村里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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