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高院对张玉环“国赔案”作出决定：依法支付赔偿金49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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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江西高院对张玉环“国赔案”作出决定：依法支付赔偿金496万）

张玉环

被羁押近27载后获改判无罪，张玉环获得496万元国家赔偿。10月30日上午11点，张玉环国家赔偿案代理律师罗金寿和张玉环大哥张民强前往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书。

该决定书显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江西高院与张玉环达成国家赔偿协议：向张玉环支付国家赔偿金共计496万余元，包括无罪羁押9778天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澎湃新闻注意到，该赔偿金额总数创下国内冤错案国家赔偿的最高纪录。此前获国家赔偿数额最高的是吉林金哲宏获得的468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200万余元。

张民强告诉澎湃新闻，对于这一结果，张玉环及家人表示些许遗憾，但仍选择接受，“领到赔偿金后，张玉环打算先给两个儿子买房，弥补多年来缺失的照料，余下部分留给自己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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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环递交国赔申请书索赔2234余万 两项赔偿超千万

红星新闻记者从张玉环家属处获悉，9月2日上午，张玉环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索赔共计2234.3129万元。

        

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8月4日下午，江西省高院对27年前张玉环故意杀童一案再审改判，认为原审认定张玉环杀死两名儿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疑罪从无原则，不能对张玉环定罪，依法改判其无罪。

8月4日下午6时38分，被羁押了9778天的张玉环回到了位于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张家村的老家。

张玉环的悲剧始于1993年的10月。村里两名失踪的男童被发现浮尸于当地的一个小水库中。两天后，时年26年的村民张玉环被警方锁定为嫌疑人。1995年1月，南昌市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玉环死缓，江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

6年后的2001年，南昌市中院再次判处张玉环死缓。张玉环本人坚决否认杀人，称在刑讯逼供之下作出有罪供述。

经多年申诉后，2019年3月，江西省高院决定对张玉环故意杀人一案进行再审。2020年7月9日，该案在江西省高院开庭再审；8月4日，张玉环被无罪释放。

江西省高院在判决书中称，除张玉环有罪供述外，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玉环杀人，而张玉环本人的有罪供述亦缺乏稳定性、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9月2日上午，张玉环在家人及律师陪同下，前往江西省高院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索赔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017余万元、侵犯健康权赔偿金及后续治疗费10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17余万元、近27年来伸冤合理支出（家属申诉控告产生的交通费、通讯费、住宿费、资料费、误工费等）100万元，共计2234余万元。

此外，张玉环还提出，要求江西省高院在国家和省市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以消除错判带来的负面影响。

“错案导致张玉环顶着‘杀人犯’的罪名，家人也背负‘杀人犯家属’的骂名，受尽屈辱和歧视。27年来，父亲去世、母亲白发，无法尽侍奉双亲之孝；妻子重病改嫁，不能尽夫妻之义；蒙冤时，两个儿子才3、4岁，错过孩子们的成长，无法弥补人父之责。”张玉环在《国家赔偿申请书》中称，无罪判决后，他仍生活在无边的恐惧、遗憾之中，每日噩梦交替，精神上遭受了巨大刺激和折磨。

张玉环还说，这一纸迟到27年的无罪判决，对他和家人而言，是回归本就属于一家人正常生活的一个起步，而不是终点，“多年身陷囹圄，一朝出狱，亟待修复的不仅是废弃的旧屋、缺失的亲情以及对全新世界的认知，还要通过漫长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和充足的物质基础，来恢复自己萎缩的社会劳动能力，抚平内心所遭受的创伤。”

“希望在无辜蒙冤27年、无罪‘重生’后的生活，能过得不再坎坷、顺利一些。”张玉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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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张玉环案医生:揭小孩被杀真相 被指无利不起早

“我当年总想，既然这个案情已经破了，为什么张玉环没有伏法，这个真相在哪里？我本着这个意愿找的记者，记者找的律师。对我这一生来说，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辈子，从这个事发生到现在，为什么一直悬着的心放不下来？我去做这件事，不是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是在乎真相。”

张幼玲今年65岁，2014年来到武汉工作，在一家诊所当医生。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65岁的张幼玲在这个夏天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被羁押9778天的张玉环拿到无罪判决出狱回家。在这个熟人关系盘根交错的村庄，张幼玲过去是被害家属眼里的恩人，因为“多嘴”揭开了小孩被杀的真相；如今，他角色反转，“多事”地帮助被公认的“杀人者”重获自由。

原本与他交好的同村村民，会和他打上70分钟的电话，争论案情、表达不满，“凭什么张玉环被放出来？”他还时不时会收到讽刺信息，有时攻击他的参与动机，有时连带人品一起骂，“张医生，你帮张玉环的官司能分多少钱？”“你无利不起早！”

连妻子也在电话里冲他干着急，“哎呀，人家都在外面传啊，说你就是为了钱，说你得了100万哩，你管那些事情干什么？”

在张幼玲“管闲事”之前，他已到武汉生活六年。鲜少人知道，这位过去在进贤县北岭林场工作的医生与张玉环案交集颇深。

在这个城市里，他只是一位诊疗男科疾病的医生，住在月租1000元的社区老屋。楼里没有电梯，做饭用的是煤气罐。入夜后回家，张幼玲得打开手机上的电筒灯光，以免在黑暗中跌倒。

大多数时候，他会在清晨六点半醒来，简单锻炼后吃点面条或鸡蛋，再骑个8分钟的自行车，前往一家私人医院门诊部开始每日工作。每个月，张幼玲都会一次攒够6天假期，乘坐火车返回江西老家探望妻子和91岁的母亲。家里大小事务都得他操心，一颗电灯坏了得等他回去修，妻子的糖尿病药也是他开好再拿回去。

但对张幼玲来说，这些年，他内心的压力是一点点增加的。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张玉环一直没被枪毙？”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幼玲前往江西温圳监狱探望同事，无意中得知，同监舍的张玉环一直在绝食喊冤，直到2012年张幼玲的同事出狱，张玉环仍在申诉。

他偶尔听闻张玉环家的变故：妻子宋小女与张玉环分开后前往福建打工，两个就读于林场小学的儿子时不时会被欺负，但“杀人犯的孩子谁会在意呢，那时大家都恨他”。

2016年底，张幼玲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四名被告人宣告无罪，颇受震动。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主动找记者陈述案情，与张家亲属、律师们一起推动案件进程。

他说自己从未后悔人生多次卷入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只觉得这辈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我帮他，不是因为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在乎的是真相。”

张玉环拿着无罪的判决书与老宅合影。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我只是起了牵头的作用”

新京报：有媒体把你定义为张玉环案的关键推动者，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张幼玲：定得太高了。其实我在里面只是起了一个牵头的作用。努力起作用的，还是最早帮助案子的曹映兰记者、王飞律师、尚满庆律师，还有张玉环自己的亲属，这是实话。

新京报：你具体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两个小孩不能无缘无故地死了，当年通过公安部门的调查，把张玉环抓住了认定他是凶手，我们全村，包括我在内都非常认可这个结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的压力是一步步增加的。

我当时有几个疑点。第一，隔了那么久，张玉环为什么还没枪毙？为什么还没有把他伏法？

第二，我去温圳监狱探监的时候，我的同事说起张玉环的事，说他在里面叫冤，绝食自杀，这增加了我的压力。

2012年春节，我同事减刑提前出狱，跑到我家来玩，又说到张玉环的事。这是我第三次的压力，他既然叫冤，冤在哪里？我很想弄清楚这个事，但是苦于没有出路，不知道找谁来问。

第四次压力，来源于2012年之前的某一年，阴历六月份。我从外面出诊回来，骑车在张家村的公路上。那是下午两点，非常热，水都烫脚，全村人都在家里休息不出来，只有张玉环妈妈一个人在太阳底下犁田，我看着心里好疼。

我手头有江西电视台钟记者的联系方式。2016年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我就很高兴，发信息给钟记者，“我有个疙瘩总压在心里，给你说一说好吧”。后来他给我介绍了做法制报道的曹映兰记者，通过曹记者，我们找到了王飞和尚满庆律师。

2017年过小年的时候，大家去了趟张家村，宋小女也赶过去了，我那时已经有20多年没见过她了，她管我叫大哥，边哭边说。我知道她一身病，看着也心疼得要命。我告诉她，“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如果是张玉环做的，那他罪有应得，如果不是他做的，也想把这个事重新整理一下，给他一个说法，这就是我的初衷。”

那时候律师也说，帮助张玉环申诉可能需要三年五年，也可能八年十年，还有可能就是这样了，让我们和家属要坚持下去。

进入8月后，找他电话采访的记者颇多，他在台历上写下每天要做的事。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陈年旧案：张玉环不是唯一被怀疑的人

新京报：回到1993年案发的时候，你参与了案子的哪些部分？

张幼玲：我当时是北岭林场的医生，林场离我家就五六百米的路，出事当天下午就有好几个小孩家属跑到我这里来问，张医生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到这里玩？我记得很清楚，到了晚上天蒙蒙黑，那个6岁小孩的爷爷又来问我，小孩到你这里来玩了不？

第二天上午，来找我看病的人说小孩是在下马塘水库淹死的。我脑子里就有了第一个疑问，不可能吧，这个水库离我们村很远，村民的田地都不在那边，从村里去水库，要经过长满茅草的羊肠小道，小孩子起码要走二、三十分钟，一般村里孩子不会往那个方向去。

因为我老家就是张家村人，1969年我从林场下放到张家村种田，1972年又回到国营北岭林场做医生，对村里的田地、池塘都非常清楚。而且那时候正是秋收，二季稻都割了，池塘都是干的，裂开很大的缝，哪来的多少水？池塘的斜面不是陡坡，小孩不可能走着走着突然掉下去。

中午休息的时间，我躺着一直在想这个事，干脆爬起来骑个自行车去看，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什么，正好遇见他们准备把小孩埋了。两个小孩就放在草地上，身上盖着竹席。

新京报：在现场你看到了什么？

张幼玲：我本来就是带着怀疑来的，所以看得仔细。掀开一看就发现不对劲，大的那个6岁小孩，从嘴到两颊非常明显的淤血痕迹，是从嘴巴拉到面颊，向上的勒痕，胸部腹部还有很多拇指指甲盖大小被戳的紫色淤点。再一看4岁的小孩，脖子上有右手掐死的痕迹，四个手指加一个手指，非常清楚。

当时周围有不少家属，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呢？这么明显的痕迹都看不出，这是他杀啊。我是江西中医学院专科毕业的，成人自考，解剖学、生理学的书籍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我学过的知识里，怎么判断尸体上的伤痕，伤痕形成的时间大概多久我都能看出来。再加上我自己也爱好研究破案的东西，喜欢看福尔摩斯的小说，那天的现场正好用上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说这个情况要报案啊，其中一个孩子的大伯问，“报案要交钱不？”

张幼玲家中的中医书籍。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新京报：你发现小孩的真实死因，警方到了现场是怎么和你沟通的？

张幼玲：孩子的大伯跑去村里打座机报的案，然后全村都知道小孩是被害死的，都围了过来。那天还下着小雨，警察差不多下午三、四点钟到的，来了两部警车，大概三四个警察。法医在现场看完后，把小孩尸体带走了。

第二天上午，有两个警察就来我上班那里询问了十几分钟吧，问我了不了解情况，估计这个事情是谁做的？知不知道谁跟谁有仇？我也不清楚，只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就像我们看病一样的，要找出原因的。”

后来警察还来了好几次，带着好几个被怀疑的人的名字来问我，张玉环只是其中之一。警察也问到了张玉环的母亲，我说她在村里平时是“女辣子”（当地方言，指性格泼辣的妇女）。没隔几天，张玉环就被带走了，再隔了几天，警察就到村子里来说案子破了，凶手就是张玉环。

新京报：案件告破之后，村子里还发生了什么？

张幼玲：当时觉得凶手抓到了，小孩冤情得到伸张，我们大家都觉得放心了，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大概过了几个月吧，去世小孩的家属跑到公安局去，他们看到张玉环还没有被枪毙，就跑去质问。

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因为当时他们去了几次没结果，家属找到我，问这个情况怎么办呢？说要不然张医生你帮着写个“状子”，问问怎么还不枪毙？是不是有人保住他了?

在那之后，基本就没什么动静了。我一直在行医，中间只听说宋小女到外面打工，跟张玉环离了婚，也嫁了别人。北岭林场有个小学，张家村的孩子都在那里读书，张保仁、张保刚也都在那里读的，教书的老师是我要好的朋友，只是听到老师提起过，两个小孩“造业啊”。

那时候我也听说过张玉环的儿子在村里被欺负，但农村生活的人思想比较固执狭窄，那时候村民觉得张玉环杀了人，大家都恨他，就算孩子受欺负什么的，也都不在意。

回应动机质疑：“我没有抱半点私心”

新京报：律师介入案件后的这两年时间里，你还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我们建了一个群，在里面及时分享和案件有关的信息。2018年5月份，王飞律师经过武汉，在武昌区的一个酒店和我碰了面，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案情经过都口述了一遍，律师答应了出来让我签了字，像是笔录一样。同年8月份的时候，尚满庆律师也来了武汉，再复述了一次，我同样也签字了。

后来群里逐渐多了不同地方的记者。我把案情经过用文字的形式也从头到尾打了一遍，很长，分了很多段发在群里，一五一十告诉大家。

另外，我和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也有很多电话沟通，主要是互相鼓励和支持的话。张民强一开始和我的想法差不多，他当面去问了弟弟很多次，“到底是不是你做的？”申诉期间，我们虽然抱着希望，但抱的希望也不大，不知道猴年马月才会轮到这个案子。

那段时间，我的朋友圈也几乎没有发过和这个案件相关的东西，主要也是考虑到受害家属那边的心情。

新京报：你能理解为什么村子里不能接受张玉环回来吗？

张幼玲：他们全部是这样想。当年公安宣布张玉环是凶手，宣布得详详细细，没有人不相信。如果不是我自己参与到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律师阅卷之后告诉我一些里面不对的地方，我也会一直相信张玉环是凶手。我帮张玉环申诉这件事，最开始老婆、村里人都不知道，瞒着家里人的。后来直到案子开始有点眉目了，我知道这个事瞒不住了。

新京报：村里很多村民现在质疑你，说你帮张玉环申诉是不是为了钱？

张幼玲：我根本没有考虑钱的事，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我根本也没想到张玉环能出来，意料之外的。有记者问我，张玉环出来了，你心里很激动吧？我心里一点都不激动，我心里还压着这个事儿呢。这个人不是他杀的，那到底是谁杀的？我关心的是这个。我要的就是真相。

村里的人至今为止都认可张玉环是杀人犯。他们给我打电话，聊了很多案子的东西，我告诉他，你只要有证据，现在公安在那里，法院也在那里，完全可以去报案啊，只要证明是他干的，他一样可以被抓进去。

8月7日下午，时隔27年，张玉环一家11口人在家门口拍摄全家福合影。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新京报：你不担心收钱这样的话语传来传去，最后大家信以为真？你回去村里没有这个压力吗？不怕被人报复你？

张幼玲：我不在乎，真的就是真的，说成假的也没有用。我的家人也有劝我，说不要接受记者采访，不要去出这个风头。我不怕，我行得正坐得稳，不怕什么，我没有抱半点私心。张玉环能得到多少国家赔偿那是他的事，我也不参与，也不做什么。我的压力里面，主要是家人的担心，我孩子也有在公安系统工作的，就是怕给他带来压力。

新京报：张玉环回家后，你在武汉的日常生活有受到案子影响吗？

张幼玲：张玉环回来不回来都没有半点变化，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来找我的记者多了。我在一家私人医院的门诊部上班，合同一年一签，全国到各地都有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每天八点半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中午两个小时午休，一个月工资1万块左右，前几年最多的时候到过两万，包括我现在给人家看病，都不知道赊了多少账给病人。我生活过得不错，所以他们说我为了钱有点可笑。

新京报：以前受害者家属觉得你是“恩人”，现在角色调转了，你帮张玉环申诉，家属不理解，你心理压力大吗？

张幼玲：你说我心里的压力放得下吗？我就算这辈子都放不下，但放不下也要放下。村民对我说那些风言风语的话，他们的心意我都理解，但这些话有什么作用呢？起不了作用。他们生气也好，不理解也好，我问心无愧。

新京报：你跟张玉环以及受害者家属之间有亲戚关系吗？

张幼玲：我们是姓张，张玉环爷爷的爷爷，跟我爷爷的爷爷，是兄弟，上面是同辈传下来的，都是“一根树的分支”，两个死者的家属跟我们也是一样的，相当于我和张玉环、两个去世小孩的父亲、大伯关系都是一样亲的，所以不存在偏袒谁或者跟谁更亲近。我们村分为四个族，我们属于第四房的后人，都是一家人，我这个人只讲究谁在理，不讲究谁亲谁疏。

“这辈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

新京报：张玉环案件的真相到底对你有多重要？

张幼玲：肯定重要，我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我当年总想，既然这个案情已经破了，为什么张玉环没有伏法，这个真相在哪里？我本着这个意愿找的记者，记者找的律师。

对我这一生来说，我就要看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一辈子，从这个事发生到现在，为什么一直悬着的心放不下来？我去做这件事，不是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是在乎真相。

新京报：关于这个案件，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张幼玲：张玉环回家后，我和他唯一的接触，就是前几天打的那个视频电话，我主要说了两件事，一个是张玉环人现在是出来了，但是怎么能打消村民对他的顾虑，这是我心里担心的。希望政府和媒体在这方面多做考虑，帮助他融入社会。另一个我也在想，这个案件也应该对受害者的家属有交代。

有的媒体记者写，我还在一直寻找真相，我哪有什么力量，我一个平民百姓能找出个什么呢？只是说我内心的想法是这样，肯定有凶手杀了人，那么这个人在哪里？

新京报：这个案子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幼玲：这个案子确实对我人生影响很大，我确实是无意中卷入这个案件的。

第一次发现小孩死因，我看见了，就是要杀我的头我也要把这个话说出来，他杀就是他杀。

第二次，张玉环叫冤，那真相到底在哪里？

我感觉自己已经尽力了，不愧于我自己心的这件事。最重要的是，我感觉我做这个事我不后悔，因为我感觉它是正义的一个事情。任他们怎么说我得了什么好处，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我只是认为，这辈子明明白白地做了一件事，这就是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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