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线城市生育率盘点：东莞出生率最高，这2城率先迈向人口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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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一线城市生育率盘点：东莞出生率最高，这2城率先迈向人口低增长

同为新一线城市，哪些城市的人口出生率高企，哪些却迈向“低生育”？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了2019年统计公报的数据，15个新一线城市中，除成都和青岛尚未公布生育率之外，其余城市均公布了2019年的相关数据。

2019年，有4个城市的人口出生率不足10‰，分别为天津、沈阳、南京和苏州（苏州为户籍人口，其余未标明的为常住人口）。

从出生率上看，天津以6.73‰的数据垫底。但人口自然增长上看，压力最大的是沈阳，这是由于该市的老龄化严重。

这些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能提升吗？    

生育率差距明显

新一线城市2019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一览

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东莞年末全市户籍人口251.06万人。全年出生人口4.03万人，出生率为16.69‰；死亡人口1.06万人，死亡率为4.3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31‰。

这一数据尽管为户籍人口数据，但是东莞在新一线城市中最“能生”，似乎并不需要怀疑。数据显示，2016年到2019年，东莞的户籍人口增长达25%，四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3.92‰、22.22‰、18.35‰和16.69‰，一直保持高位。

有公布户籍人口出生率的武汉、苏州和长沙，2019年，户籍人口出生率为12.8‰、8.68‰和12.43‰，和东莞的差距明显。

这与东莞年轻的人口结构密切相关。2019年，东莞的新闻报道显示，当地常住人口平均年龄34岁。

然而，有出生率高企的城市，也有出生率较低的城市。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天津、苏州（户籍人口）、南京和沈阳的人口出生率已经跌穿10‰。

其中，天津更是以6.73‰的人口出生率，排名新一线城市垫底的位置。

为何天津的出生率较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了从2013年以来，天津的人口出生率，发现一直保持较低水平。其中，2015年5.84‰的人口出生率，更是创下了这几年来的最低点。2013年以来，天津最高的人口出生率也不超过8.5‰，2016年以来更是不超过8‰。

天津是在全国较早实行计划生育的城市之一。从2001年至2006年，全市人口出生率始终保持在8‰以下。计划生育工作完成较好，城镇化较快完成，加上生活成本不低，天津的生育率一直保持低水平。根据美世(MERCER)发布的2019年度城市生活成本世界排名，在全球209个城市大都会中，天津排名第32位。

另一个上榜生活成本排名的沈阳，2019年排在第45位，出生率也一直保持低水平，2013年以来从未超过10‰。

根据榜单，上榜2019年度城市生活成本世界排名，并排在前50名的新一线城市还包括南京、成都和青岛。从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来看，2019年天津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404元，增长7.3%。沈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786元，比上年增长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124元，增长9.6%。

南京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630元，增长8.9%。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878元，比上年增长8.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57元，增长10.0%。青岛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5452元，增长8.2%。

从数据上看，同为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天津和沈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更低，增幅更慢。相对生活成本和人均收入的差距，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两地的生育率。

放开落户影响几何？

值得注意的是，从人口自然增长率上看，天津和沈阳也已经率先迈向了低增长。

2019年，公布了数据的13个新一线城市中，自然增长率不超过2‰的城市，只有天津和沈阳两个。

其中，沈阳为0.04‰，天津为1.43‰。其余的城市中，比较低的还有重庆和苏州，分别为2.91‰、2.37‰。

当然，也有一些城市的自然增长率较高：自然增长率在6‰到8‰的城市分别为杭州、武汉（户籍人口）和西安。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城市为合肥、佛山和东莞（户籍人口），达到8.27‰、8.56‰和12.3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一线城市在自然增长率上已经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差距，在这背后，既有不同城市年龄结构的影响，也有人口流动、生育习惯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比如，新一线城市中，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东莞和佛山，其所在的广东省，由于长期是人口流入地，年龄结构相对年轻，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保持高速，尤其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而沈阳及其所在的辽宁省，则饱受人口老龄化、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流出压力。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沈阳是东北的一个典型的城市，人口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外流相对较多，而且不仅仅是低学历的人口，很多本科学历的人口也在外流。

他指出，目前来看，这种循环很难打破。首先是老龄化程度较深，加上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吸引力在下降，年轻人口外流。其次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较好，基本是独生子女，全面二孩政策对这个地方影响相对比较小。然后年轻人口的外流，又明显的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年轻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天津的情况与沈阳并不完全一致，该地人口出生率一直保持低水平，但是死亡率也较低，显示人口年龄结构相对较年轻。

为此，这些城市也在想办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比如，今年4月，沈阳发布关于《全面取消人才落户限制进一步放开落户政策的补充意见》，提出技工学校、职业院校及以上在校生和毕业生（含往届）；取得国家认可的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在沈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就业人员；在沈阳市缴纳职工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等，均可以在沈阳落户。

天津则在2019年统计公报中提出，“海河英才”行动计划累计引进各类人才24.8万人，其中资格型、技能型人才分别为4.8万人和6.4万人。

陆杰华认为，以沈阳为例，户籍的放开对周边地区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和一线城市以及其他新一线城市相比在经济发展、营商环境、就业环境和宜居程度方面仍有差异。即使15个新一线城市全部放开落户，每个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还是会有较大差异。

（作者：陈洁,实习生康婉莹 编辑：耿雁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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