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化 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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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千年文化 一脉相承

    《文脉：我们的心灵史》

    王充闾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自书画语录扇面

    石涛 清代 纸本

    上海博物馆藏 

    图片选自《书法答问》

  【读书者说】 

    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文化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它的根脉传承与延续，不论后来有怎样的变化与革新，人们总是能按迹寻踪，找到其来龙去脉的规律所在。以中国现在正流通的人民币上的图案花纹来说，各自形态纷呈、美丽无比、精致专到、难以仿制，比之外国的纸币，都极具中国文化的特点。对这些纸币，我们平时虽然经常使用，却不知其装饰图案从何而来。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最近看到一篇介绍人民币上图案花纹的文章，说到几种纸币上所呈的花纹形状，分别吸收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商周时代青铜器、战国与两汉的漆器、隋唐时代的建筑，以及明清时代发展至巅峰的瓷器上的装饰花纹，在每一张币面上都能指认出它的时代来源。在现行的各面值的纸币上，皆各有其从商周，时历汉唐，再至明清的装饰图案花纹的选取与改制。

    这是从人民币图案中的花纹所见的工艺美术的文化流脉，而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流脉中又更有特点，这就更是值得探求的大问题了。

多元互补，杂而不越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家、学者、诗人王充闾的《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一书。这本书与获得“中国好书”称号的《国粹：人文传承书》《逍遥游：庄子全传》一起组成“王充闾人文三部曲”。这本书梳理中国历史上的文脉，从“立干”上他集中抓住了两点，即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以及贯穿中国文化的儒、道、释、墨的思想脉络，而作为衍化具体之“垂章条结繁”，则以对于各类有关人物的描述散现于多个篇章中，如以陆机《文赋》所标示的为文结构成篇之道，即“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一说，则可谓处置得恰到好处。尤其在展开叙述和描写时，又能以散文的精美语言娓娓道来，更能使人开发思路，萌生审美情趣。

    《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中每一篇章都可以单独阅读，细加思量却能认识到，书中的各篇虽各自成章，却是务总纲领、杂而不越，其具体篇章与“文脉”这一主题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分别是文脉延续中的一个涌动的漩涡，而这无数漩涡的转动，却正是文脉的律动之涌流。这种结构方式又正是本书与重在条分缕析地解说文化流脉的理论著作不同之处。因为以理论研究中国文脉的源流漫延，从《周易》开始，必广涉儒、道、墨、法、兵、名、释、阴阳等多家自身的学理构成以及相互的影响，造成中国文化的多元互补、杂而不越的特性。但是这样的著作是学术理论著作，它是极为浩繁的学术工程，至今还尚未出现，即使出现了也不能作为文化散文来读，并且也不能普适于广大社会读者的文化审美需要。

文人墨客，各领风骚

    我们从《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一书中看到，作者以《周易》为文脉的源流之始，在论其为“大道之源”中，引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论，展开说其内涵广大，无所不包，为后继论说之各篇章的内容设好了现在的源流起点。书中论孔子与老庄的文字较多，而探究儒道这些先师的学理，其思想之源无不出自于《周易》，尤其是其中的阴阳之论，而先秦时代的各家对于易理只是各据立足的基点与时代与终极追求而各有所是：儒家主要是取其阴阳中和，道家主要是取其阴柔至坚。而对于道家，后期法家主要是用“六经注我”的导引之法转化为自家的政治权术。释家对于儒家，主要取其仁爱﹔而释家对于道家则主要取其空无之义理以辅实相追求。按影响学的方法清理下去，就会发现平常所未曾发现的很多问题。以本书中所写的《燕赵悲歌》一文来说，内叙的主要是作者在赵国故都邯郸丛台上对于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世家的兴衰变化的追忆与感慨，特别因清代诗人张问陶《过正定》一诗中咏史之句“士慕原陵犹侠气，人来燕赵易悲歌”，临境遐想，引发文思，想起窃符救赵、完璧归赵的史事，以及刎颈送别信陵君的侯嬴、不畏强秦的蔺相如，以至这些动人的故事齐涌笔下，更汇成一幅“燕赵悲歌”的鲜活画卷。我想就此要说的是，这“燕赵悲歌”的侠义精神是属于哪个思想文化流脉的。原来中国历史上的侠士精神乃是源自墨家的流脉。我们前面已经点到了墨家思想，它是代表手工劳动者利益的墨翟所建立的学派，在传世的《墨子》一书中力主护民、制暴、求实、非攻、兼爱，吸引的成员多为下层的实际劳作人士，这些人重义气、恨不平、重然诺、求务实，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在整个流派中却缺少编制思想理论的士人，最后竟致有派无学，后继者变成了白刃仇不义的实干家，成为游侠。于是在墨子之后这一流派却从理念衍化为后世的侠士文化流脉。

    由于《文脉：我们的心灵史》在展现文化流脉时广作因枝振叶的伸张，书中所写的文题内容也非常丰富，不仅在儒道人物身上多施笔墨，有对孔子、老子和庄子的穷形尽相之述，也有对于各自宗于某家的历史人物，如依楚辞风韵作诗的汉高祖刘邦，还有汉朝历史上名声与功业极高极显的韩信、贾谊、司马相如；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唐僧”、王勃、骆宾王、杜甫、韩愈；宋代的苏轼、李清照、陆游、朱熹、朱淑真；明代的唐寅、李贽；清代的曹雪芹、黄仲则、纳兰、曾国藩等人。这些人在诗文创作与文坛声誉上各领风骚，在思想文脉上也各自不同，如探寻其究竟，有的其人在儒、道、禅、墨等学派中各自秉持一脉，亦有人不执一尊，放任自由天性，我行我素，成为文化领域的异样人物。对于上述各朝各代的这些以文化艺术名类被纳入书中的人物，作者都有独特视角，以其人之事、之文、之诗为切入点，探幽索隐，绘形绘声，形象尽显，论见识，论文采，论感人，都显得独有风致，并能对这些各有特性的人物，写成难得一见的妙手文章。

婉约豪放，才华绝代

    在《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中所涉及的女性人物虽不在少数，但作者并未从揭示宫闱秘事和风流趣闻处立笔，而着眼之处全是关系文脉主体的人物，为此对于两位情采超凡的女诗人的叙写却有充分的笔墨，她们就是南宋时期在诗词创作上卓为出色的女诗人李清照和朱淑真。

    中国的诗词的文脉源远流长，从《诗经》到宋诗、宋词的发展与流变，中间有很多诗人、词人，诗词体式、诗词流派也各自纷呈，宋词就分为豪放和婉约两大流派，诗词作者也有两派都不属的，也有两派都沾边的。作者选写的李清照、朱淑真二人，李清照之作有婉有豪，朱淑真的诗词之作是一律婉约。但她们二人被选入本书并多有论述，我看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文脉的流属，而主要是女性的“命脉”：她们二人都是中国古代作为女性的性别不幸的悲剧命运承担者。她们的不幸都能以非常精妙清丽的诗词表现出来，“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而具有同样命运的一般女子却无法以血泪诉之于诗文。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而又后来少少的杰出女词人。她“端庄其品，清丽其词”。《文脉：我们的心灵史》中评论她是一位“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本真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作者对这位词风多婉约、诗亦有豪放的女词人，循其生活历程与诗词抒写，探寻其命运与遭际和词中的情感体积与重量，写出了由表及里的李清照。她“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其愁苦之情极多极重，“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还有“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李清照的这种内心追求炽热而外在却无可凭依的情况下，她只有寄情于词，她的词成了梦中寄托的天地，所以她的词才那么真切感人、高妙难比。中国古代历史上才女不少，能获得如此评价者却不多。

    如果说李清照的不幸是从丧夫、国破之后开始的，之前作为大家闺秀还有一段妇唱夫随的幸福时光；而以《断肠诗词》名世的朱淑真，其生命历程和婚姻经历，却完全可以用她的诗词集名中的“断肠”二字加以概论。朱淑真作为理学盛行的南宋时代的弱女子，不恪守封建理教的命运安排，自寻其所爱，广受世俗白眼与轻蔑，自然不能像历代烈女那样能得以入传旌表，被敬崇为女性的行为楷模，所以她除了有《断肠诗词》证明她的存在，此外则一片模糊。如果在历史上也立有一个以“桑间濮上”为名的女性自主命运的诗词流派，那汉代随司马长卿私奔的卓文君，一定会被推为《诗经》风诗中大胆追爱的女性的后继的领先人物，而南宋的朱淑真也会是流脉中被立传有名的佼佼者。作者在本书“何人说断肠”中，以爱情心理侦探一样的精细，曲尽其微的笔触，对朱诗的述实、意象、想望等，加以现实的索隐、钩沉，不仅复原了以诗为证的旷代女诗人的形象，也深入地展现了其人独有的细致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朱淑真的许多诗词在充闾的引述阐发中都能化为女诗人的形象。如引朱词（一说欧阳修之作）《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作者对此述评说：“此时的元夜虽然繁华依旧，但是，‘揭天鼓吹闹春风’的温情却不见了，留给她的只是泪眼哭湿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这精到而深情的诗语揭示极其到位。

    《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正是这样以如椽的大笔，在千年的文脉流淌中，尽写中国人的心灵。千年文化一脉相承，这本书会让我们把中国优秀文化传承下去，并在新时代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创新。

 （作者：王向峰，系知名评论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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