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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成功的IT创始精英访谈之甲骨文公司CEO:拉里·埃里森——甲骨文软件之父
如今有太多的IT创业人士每天面临着种种压力和巨大挑战。奕珀相信,除了开发的压力、业务的压力、管理的压力,更多的无形压力来自于创始人内心的各种正面、负面的强烈感受。让我们来细细研读多年前甲骨文(Oracle)软件之父拉里·埃里森的访谈,给与IT创业人士卓有成效的正能量,来了解IT精英是如何看待做生意这件事的,希望奕珀咨询今天来的及时。
拉里·埃里森简介:
出生年份:1944年8月11日
出生地点:美国顿
毕业院校: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均未取得学位)
职业生涯:甲骨文公司创始人之一,总裁
1. 我的世界没有权威
记者:甲骨文公司,一个以其高利润率著称的公司,为什么会进入低利润的硬件行业?你打算退出硬件业务吗?
埃里森:不,我们绝对不会退出硬件业务。虽然大多数硬件企业是低利润的公司,但像苹果电脑和思科等都有非常高的利润,因为他们以良好的设计让硬件和软件协调运作。如果一个公司同时设计硬件和软件,它会比只设计软件的公司建立更好的系统。这就是为什么苹果的iPhone如此明显地优于微软手机的原因。
记者:嗯,苹果和思科公司已经证明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但什么能让甲骨文硬件和软件配合运作?
埃里森:几年前,在我们开始Exadata数据库装置开发项目时,甲骨文就开始设计让硬件和软件一起工作。我们的-些竞争对手,比如Teradata和Netezza公司,提供预配置的硬件或软件系统,而我们只是提供软件。在数据仓库应用中,集成的硬件和软件有着显著的性能优势。作为回应,我们已推出自己的硬件/软件组合,即Exadata数据库装置。甲骨文Exadata数据库在数据仓库应用程序将运行得更快,至少比甲骨文软件在常规硬件中快10倍。包括所有的硬件和软件、数据库、光盘在内。您只需将其插入——无须系统集成。
记者:甲骨文做集成的硬件和软件设计与Exadata数据库装置。但是Exadata使用的是标准的英特尔芯片。你要放弃SPARC芯片吗?
埃里森:不。一旦我们拥有了Sun,我们就会增加SPARC的投资。我们认为自己的芯片设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即便是苹果也在设计自己的芯片。现在,SPARC芯片在某些方面优于英特尔芯片,反之亦然。举例来说,SPARC比英特尔在每插槽提供相同的性能时有更高的能源效率。这不仅是一个环保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今天,数据库中心支付高额电力费用来运行自己的计算机。运行SPARC的机器比英特尔更便宜。
记者:所以,你的计划是使用SPARC的竞争力来降低数据中心的电费?
埃里森:不,我们自己设计芯片的首要原因是实现市场上的电脑最佳性能、可靠性和安全性。有些功能在硅这个级别上执行比在软件上执行要好得多。一旦我们拥有了自己的Sun,我们就可以进行从硅到软件的新功能的同步规划,就像IBM和其他大的系统供应商一样。我们希望与富士通合作,以先进的设计融入SPARC微处理器,旨在改善甲骨文数据库的性能。在我看来,这将使SRARC的Solaris开放系统主机和服务器,以挑战IBM在数据中心的优势。Sun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非常成功地销售了SPARC芯片和Solaris操作系统。现在,随着功率集成甲骨文软件的加入,我们认为他们会再次成功。
记者:您的管理团队没有任何硬件经验。进入不熟悉的业务会有很多风险。
埃里森:显然,我们要保留Sun公司的经验丰富的一流硬件工程师团队。多年来,Sun公司在建设和提供创新系统方面引领业界。例如,Sun公司是第一家提供多核处理器系统的公司——Sun公司的Niagara芯片,后来这个业界都开始做。甲骨文公司有从收购的公司中留住工程技术人才的良好记录;Sun也将会一样。此外,在过去的几年里,甲骨文得到了丰富的经验,开发并提供我们的第一个综合硬件和软件系统,Exadata数据库装置。甲骨文在公司内部也有硬件生产经验。甲骨文有数百名工程师来自如IBM和惠普这样的系统公司。就连我自己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在硅谷的一家硬件公司,这家公司与富士通合作设计和建造了第一台IBM的兼容大型计算机。
记者:好,你已经有了有经验的硬件设计以及软件工程师,但甲骨文将Exadata机的制造外包给了惠普。你们没有任何的制造经验。
埃里森:收购Sun并不意味着甲骨文正在成为制造商。Sun几乎外包其所有的制造业,比如外包给Flextronics公司和富士通。但有一个小小的例外,Sun公司没有任何制造历史,我们也不会有。
记者:很多媒体猜测,甲骨文公司将出售部分或全部的Sun公司的硬件业务。你先前的答案是肯定的,好像你是要保留SPARC Solaris系统业务。你是否会保留磁盘存储和磁带备份的业务?
埃里森:是的,绝对会。我们认为最好的用户体验是当所有的要素在系统里被设计成共同工作的时候。磁盘存储和磁带备份是数据库系统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的关键组件。所以,我们计划设计和提供这些东西。显然,许多Sun的客户选择其他厂商的磁盘和磁带系统。这就是开放系统:为客户提供一种选择。但是,甲骨文公司收购Sun后,预计将继续同时竞争磁盘和磁带有储业务。
记者:Exadata的SPARC是否会被移到Sun公司的SPARC Solaris里呢?
埃里森:Exadata是由惠普在英特尔微处理器上构建的。我们没有SPARC Solaris版本的Exadata计划。我们和惠普有着良好的关系,并将继续下去。那个Exadata数据库装置比传统的硬件装置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了创纪录的数据库性能。这是客户喜欢的机器。也是甲骨文公司30年的历史中推出的最成功的产品。收购Sun不会减少我们Exadata所有的承诺。
记者:回顾你的童年,能在小拉里·埃里森身上看到现在的影子吗?
埃里森:5岁以后,我的性格基本没有变过。其中对我成功最重要的方面是质疑传统智慧、专家言论和权威。尽管这在处理与老师和父母的关系时会带来很多令人痛苦的麻烦,对生活却有巨大的帮助。我出生在纽约市,当时我母亲19岁,她没有结婚,确实无法照顾我。我9个月大的时候,她才放弃了抚养我,之后我被芝加哥的姨妈和舅舅收养。我搬到了芝加哥南部。从曼哈顿东部搬到芝加哥南部一个更差劲的社区,但我从不抱怨。9个月以后,我对社区的事闭口不谈。
记者:这对你有何影响?
埃里森:12岁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也并不认为被收养的经历影响了我的性格。我认为这与我跟父亲的关系有关,他是一个俄罗斯移民。他来到这里的时候非常非常穷。他深爱这个国家,深爱这个政府,这是一个移民者能做到的全部。他曾在二战时做过轰炸机飞行员。他坚信“不管对错,这都是我的国家”的哲理。他从不质疑政府的政策,从不质疑权威,也不希望我质疑权威。小的时候,我认为一些老师告诉我的事不是真的。当我想提问时,他们基本上都是要求我记住他们的话。根本不愿意与小孩讲道理或辩论。他们说这是真的:“如果你能跟我重复我跟你讲过的话,你就很聪明。”这对我来说也是个问题。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家里,都有我并不认同的非常权威的人。
记者:有没有人是你支持的?
埃里森:哦,肯定有,我的妈妈。并且老师也不一样,有一些老师很好,但也有一些很糟糕。但是这些糟糕的老师做了很好的反面典型。所有的例子都是好的。坏的例子是有用的,好的例子也是有用的。它教我质疑专家,质疑权威人物。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权威或专家就认为他们是对的。
2. 我的任务是让甲骨文成为世界最大的软件公司
记者:你有洞悉到自己是否有被洗脑的可能性的能力,这很有趣。很多孩子像你那么大的时候都会质疑这样的事情吗?
埃里森:很多小孩子聪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生来就是理性思维的奴隶。在尝试讨好各位老师的过程中,理性的思考让我们筋疲力尽。我想我们有两个基本的动力: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爱并想取悦别人;我们知道如何思考、如何推理。争执经常发生,是因为我们被要求相信某些事情就是正确的,我们需要让头发有特定的长度,需要穿某种样式的衣服。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的爱,被同龄人接受,被家庭接受,你就要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有时我们取悦家长,有时取悦伙伴,但我们常常只是遵守某种潮流,看这个群体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就给他们什么,因为我们想被接受并被喜爱。另一个基本的洞察力是思考的能力、理论的能力,是我们得出属于自己的结论的能力,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什么是公平的什么不是,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当潮流和对爱的追求与理性发生矛盾时,前者通常占上风。对我而言,却不是这样。
记者:你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不循规蹈矩而闻名。
埃里森:是的。我从不给出常规的答案。当人们抛出一个问题并期待所有人都给出千篇一律的答案的时候,这会让他们大吃一惊。那样他们根本不需问,因为他们知道那样的答案。每当你给出自己相信是正确的却不是常规的答案的时候,他们就会大吃一惊,或者取笑你,甚至被吓倒。
记者:有人指责你在竞争过程中做了一些野蛮的攻击行为。这样做好吗?
埃里森:你被我们对待伊拉克的方式吓倒了吗?我们令人难以置信地反对他们。那是对的吗?我们对于伊拉克当然是侵略。他们入侵科威特,他们威胁了我们的石油供应,威胁到了世界秩序。击败敌人是我们的部队的责任。我的责任是占领市场取得胜利。我们将自己的产品与竞争对手的进行比较。我们没有说谎,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不能。”这是基于事实的广告。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更快一些,这些测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更可靠,也被证实了。我们更节约,所以我们要决定做一个竞争者。即使这些都是事实,也会有人认为这有点野蛮。我认为这没什么不道德。我们只是告诉客户事实,给他们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帮他们作出更好的决定。比尔·盖茨的工作是让微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他要为此付出。我的工作是让目前处于全球第二位的甲骨文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这是我们的工作,我要为此付出。如果在追求这个结果的过程中,我的进取心不强,如果我没有成功,就该离职。如果总运营官斯多姆的进取心不强、没有成功达到目标,就应该被开除。
记者:能说一下你对现代通信的兴趣吗?什么时候开始这份事业的?
埃里森: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决定从事计算机行业的。开始的时候做兼职编程。我发现,很短的时间内,编程所赚的钱要比芝加哥大学的全职教授还要多,那时我是个青少年。我说:“嗯,这有点酷。”它也很有趣,像一个大游戏一样,工作的过程像在猜谜一样。因此我很喜欢。收入不错,我可以在家工作,自己安排时间。我经常与计算机打交道,因为他们绝对是理论的奴隶,他们对流行一无所知。他们完全是逻辑性的。我很享受与计算机打交道的时间。我喜欢我的工作,能赚钱,并且具有创造性。这样的工作也给我很多即时的反馈。我编一个程序,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看到结果了。弗洛伊德把成熟定义为抑制满足感的能力。编程的伟大之处在于你根本不需要成熟。你最多只需要等几个小时。你就会得到很好、很快的反馈。这很有趣。这是游戏和体育特有的。这二者之所以如此流行正是因为不管输赢,你都可以很快知道结果。你很快得到反馈,这是非常紧凑的循环,你无需等上数小时、数天,甚至数年才知道你是赢了还是输了。篮球出手后一秒半钟,你就知道它是进了还是没有。
记者:你是怎样找到第一份工作的?
埃里森:在学校,我在给学校编写程序的时候,他们注意到我比任何人都快。他们给了我一份工作。不是根据工作时间付费,而是根据程序获得较好的报酬。我当时在大学里工作,后来给一些当地的公司当顾问,那份工作非常好。
记者:你己经有了职业道德。你有点矛盾。你有很严肃认真的一面,也有好玩的一面。
埃里森: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矛盾。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好奇是无止境的。我们总会找一些竞技场来检验自己。现在,我有世界上也可能是历史上最快的比赛帆船。Sayonara号参加了26次比赛,我们得了24次第一名和2次第二名。驾船比赛时我认识到了真正的自己。甲骨文与微软为软件市场领军位置的竞争过程中我也认清了自己。有一句名言完全错误。“你为什么爬山?”“因为山在那。”这简直是一派胡言,荒唐可笑。你之所以爬山,是因为你在那,并且你想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到。你好奇那会是什么样子。你想看到山顶的景色。这就是我们怎样探索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探索自己的极限,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对彼此、对自己比对任何其他事情都要感兴趣。
记者:你似乎喜欢在工作和玩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埃里森:我认为生活中有两件事很重要。自我探索和与他人的关系。我把整个生命都花在这二者上。什么是玩?什么是工作?工作你可以得到报酬而玩却没有?我的很多工作都是在飞行或航海的时候完成的。同时也在工作。这些都是探索的形式。我工作中完成很多工作,拿到薪水。这都是在追求相同的东西:自我探索,发现自身的极限。我最近认识的人是我生命中最好的一部分。如果名人有什么势的话,就是可以认识很多极好且极魅力的人。我和沃尔特·克朗凯特一起驶着Sayonara号航海。我们从不认识,到生意伙伴,再到朋友。他是个非同寻常的人,过着非同寻常的生活。我可以坐几个小时听他和他太太讲故事。迈克尔·米尔肯是20世纪80年代邪恶贪婪的代表,但他却是我见过的最仁慈且有天赋的人之一。迈克尔为癌症研究筹到的钱比任何人都多。他为教育事业贡献了20年,但是由于某人的政治优势,他们决定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送进监狱。支持他并不符合世俗,但是我为有这样的一个朋友而感到骄傲。我认为他已经为人类作出了很大贡献,并且将来会有更多。我见过很多出色的人,这些良好的人际关系为我的生活添色不少。自我探索和建立关系之间有一种平衡。那些就是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生活不是为了获得,而是为了付出。”
3. 除了坚持,我们别无选择
记者:你是如何开始与关系数据库设计工作扯上关系的?
埃里森:关系数据库是由IBM的泰德·阔德发明的。它建立在关系代数和关系微积分的基础之上,是一个非常填密的数据管理程序,我们可以把数学上的东西最终以功能的形式实现。这项工作是IBM的泰德·阔德在上世纪70年代完成的。他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而正是因为这些论文的出版,甲骨文决定看看我们(4个人)是否能根据IBM发表的研究论文,在这项技术上打败IBM。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
记者:你职业生涯中曾遇到过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有觉得自己会失败的时候吗?
埃里森: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创业很艰难。我认为最困难的时候是1990年甲骨文经历历史上唯一一个亏损季度的时候。我们的生意经营了20年,20年后我们有一个季度亏损了。那时我们遇到很多困难。10年间我们每年的营业收入一直是翻倍的。其中10年中有9年,11年中有10年。这样的运营成果真的是令人吃惊的。我们是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增长最快的企业。突然之间,我们遇到了障碍。我们的收益达到了10亿,而且我们遇到了各方面的高级管理问题。经营这个10亿美元公司的依然是当初经营那个1500万美元公司的那些人,仅是现在规模的1/20。对于与我一起创立甲骨文的那些人,我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忠诚感。1990年残酷的现实令人悲痛,我必须要调整管理团队。目前的团队已无法很好地管理公司了。擅长经营1500万美金的公司的人不用相同的技巧。只是不同而已,没有哪个更好或哪个更差的说法,这是这两种公司需要不同的管理技巧而已。两种技巧都得珍贵。但我们需要一套不一样的管理者,事实上,我们需要替换整个管理团队。这就意味着我要让那些跟我一起工作了10年的人离开公司。我必须辞掉他们。这是让我最难做的事情,我要让他们离开甲骨文。
记者: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
埃里森:我别无选择。我必须让他们离开甲骨文,不然的话所有人都得离开甲骨文,因为那样的话甲骨文也就倒闭了.这样来看,这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上千个人为甲骨文工作,他们有权享受最好的领导。我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对于公司和全体员工负责、对于所有股东负责和对于所有客户负责。因此,我必须要作出选择。如果我不能,我就要离职。
记者:你有过害怕至极的时候吗?
埃里森:害怕至极?有,有过一次。我最害怕的是一次我妈妈过来的时候——那时我大概6岁,我去上学,我妈妈晚才下班回家。很那时是6点钟,没有人在家。我很担心妈妈会不回来了,很害怕。那是我能够记起来的唯一的一次我恐惧的事情。我还祈祷上帝送她回到我身边。
记者:当你生活中或工作中遇到风险,你是如何处理恐惧因素的?
埃里森:有一种很轻微的恐惧,一位社会生物学家会告诉你恐惧是人类普遍的情感。如果我刚买了一架喷气飞机并且第一次驾驶,做离地很近的飞行活动,我当然会感觉到一些压力。我认为这不是恐惧,倒是有一点匆忙。这会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我喜欢。我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惧感。在某种程度上,这对我来说是愉快的经历。极度恐惧太可怕了,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有一点担心和焦虑的感觉的。
记者:你对于家长的价值观有很多疑问。你认为童年的独立对你成长过程中自信心的建立有帮助吗?
埃里森:毫无疑问。我们在不断地检验自己。我们努力了解自己的竞争力,掌控自己的世界的能力,挑战并战胜风险的能力。随时都有风险因素存在。你下象棋的时候是在挑战自我,你飞行的时候也是在挑战自我,有时甚至是在挑战生命。但我飞行的时候从不做危害自己生命的事情。我们曾经历一场令人生厌的赛船,从悉尼到霍巴特,我们要经历14个小时的暴风雨。但我真的从未认为我们要死了。有时我觉得我想去死,因为确实甲板上的每个人都非常虚弱。他们都是专业的水手。那场暴风雨很可怕;很多专业水手都吐了。但是我从没有感觉到像童年时那样深的恐惧感。
记者:对失败的恐惧呢?
埃里森:哦,绝对。我认为最成功的人,他们成功的动力不是对成功的追求,而是对失败的恐惧。失败离得很近的时候才会产生强烈的恐惧感,但是它一直在驱动着我们。它让我很努力地工作。让我确定我的生活很有规律,让我很好的掌管着自己的公司,掌管着自己的飞机或者船,或者其他属于我的东西。因此,我并没有失败的风险。无论何时,只要我远远地感觉到了失败的危险,我就不停地工作。
记者:你的表现力和公众形象受到了很多不同的评论,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你怎样对待这些批评?包括工作和个人生活。
埃里森: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总是想要标准答案。他们想让每个人都有一样的发型,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做生意,每个人都穿成一样,每个人都去同一座教堂。如果你不这么做,他们就会批评你,因为这威胁到了他们。他们用一种方式生活,他们深信那就是最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你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然后你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问题,会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他们说,“这个人和我不一样。”然后他们更进一步地说,“这个人是不一样的,是错的;而我是不一样的,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行为,人们就会批评你是错的。不屈服于世俗是要有很大的力量的。
记者:你是如何坚持的?
埃里森:我试着把问题想明白。我经常问自己两个关于人生个人政策的问题。这样公平吗?道德上对吗?有效吗?我试着回到第一原则上想问题。我尝试着通过思考得出结论并作出自己的决定。如果有任何人的批评是有逻辑的并且可以解释我正在做的为什么是错的,那他们就能说服我,那么我会作出改变。如果他们有好的理由,我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我喜欢人们指出我的错误并向我解释我为什么错了。这很好。我不想做错。我喜欢做正确的事。我喜欢大家在我做错的时候及时阻止我。但是有时候,人们只是向你投来批评和不理性的指责、骂你。你不可能仅仅因为有’人在骂你,或者因为这并不是约定俗成的做事方式就改变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行为。
记者:你会为自己辩护吗?还是只是对这些置之不理?
埃里森:这要看他们说什么了。大多数时候我都会不予理睬。有时人们说的话很伤人,有攻击性或者公然地说假话,我感觉这时我得为自己辩护。如果某人说的话事实上是错误的,我会辩护。如果只是随便说说我的坏话的话就算了。
记者:你觉得对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来说,学术上的成功有多重要?
埃里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术成功是重要的。我认为学术成功是一种优势,但这并不能保证在生意上的成功。如果你是一个出色的学生,按道理来讲,你可能是一个好的商人,但你可能不是最成功的商人之一,或者甚至在科学领域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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