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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围猎“窃·格瓦拉”,我们刷到的网红是这样被“抢”的
4月18日,在距离广西柳城县社冲乡大约一公里外的柳州监狱监管区门口,迎接刑满释放人员周某出狱的人群中不仅有他的亲属,还有各地闻声而来“蹲守”的网红经纪公司。
因屡次偷盗电动车而被捕、度过4年牢狱生涯的周某,因入狱后在一次视频采访中“语出惊人”而迅速走红。“已经有30多家公司找来签约”“数百万乃至上千万高额签约费”,诸如此类的消息不胫而走。
针对周某走红事件在网上发酵,中国演出行业协会4月21日发文称,一位刑满释放人员因其曾经在面对媒体采访时,对法律蔑视、对劳动者不屑、对社会规则嘲弄的种种言论火爆网络,吸引众多网红经纪公司无视公序良俗、道德底线,恶意进行流量炒作。对于以此为噱头炒作“搞事情”的网红经纪公司,行业坚决予以抵制。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分会秘书长瞿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目前仍有大量的新进的MCN机构。某些机构为了求生存,博眼球、炒流量等营销行为持续存在,未来将推进出台这类经营主体的自律管理。”
用MCN(Multi-Channel Network)这个名词来代替网红经纪公司,是从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衍生出来的新业态。在国外,它只是视频平台头部创作者的管理机构,为创作者提供技术、数据、销售等支持,但不涉及内容生产。MCN机构在中国的互联网土壤中发展出新的模式,为创作者提供内容生产管理、内容运营、粉丝管理、商业变现等全链条服务,有独特的成长路径和生存机制。
激烈的“红人竞争”,从“头部”到“腰部”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进看守所感觉像回家一样”,上文中提到的“周某”真名叫周立齐,让他走红的这段受访视频不断被二次创作,做成表情包、海报在网上流传,一脸络腮胡、玩世不恭的表情,酷似切·格瓦拉的发型——周立齐被网友冠以“窃·格瓦拉”的名号。
入狱四年来,周立齐数次被“玩梗”的网友推向流量高点。出狱后,周立齐才知道自己成了“网红”。其亲属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已经至少有30家公司找来,提出各类合作方式,比如做代言人、做广告,其中不乏有的公司许以股份,收入四六开或三七开甚至平分的优厚条件。
4月22日下午,网传“1500万签约‘不可能打工男’”的攀辉影视公司,遭到四川成都市网信办联合多部门约谈。这家成立于4月17日即周立齐出狱前一天的新公司随后发布致歉声明,同时否认曾发布和周某签约的消息,称自己为追求流量与‘周某的哥哥’签订合约。
“目前大量的传媒、广告、文化、营销公司,转型做MCN机构,甚至还有一些小作坊公司,签一两个人就成为一家经纪公司。”作为内容产业的新兴链路,在2017年后激增的MCN机构在国内已经扩展至近万家。
在瞿涛看来,一些MCN机构并不具备内容生产、提供客户资源以及打造供应链等能力,但是目前行业组织和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在平台、MCN、主播这个三方链条上,监管的策略更偏重于平台。
“抢签周某”这类事件并非竞争的常态,多位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自带流量的网红早已成为稀缺资源,对头部的依赖是MCN机构难以回避的流量焦虑。根据克劳锐2019年发布的MCN行业白皮书的调研,90%以上的头部红人已与 MCN 公司签约或成立了自己的 MCN;与此同时,面对创业寒冬,半数 MCN 机构选择签约更多博主,寻求打造 IP 爆款的机会。
“10万粉丝以上活跃的红人数量的下降和激增的MCN机构,形成了供需倒挂。头部的红人对客户和供应链本身有很好的吸引力和议价能力,对MCN的依赖性比较弱。而10万粉丝以上的腰部红人,是MCN机构重点服务和争抢的对象。这个区间活跃的红人数量有20万人。且从趋势来看,从2019年4月份开始,短视频平台上的长尾红人增长很快,但腰部红人活跃用户数据是下滑的。”直播服务提供商、火星文化创始人李浩判断,未来MCN机构将面临更激烈的红人竞争局面,MCN和网红经纪公司在接下来一两年会面临非常大的洗牌压力。
“红人对MCN的诉求无外乎两方面,一是提高流量,二是提高商业化变现的效率。但现实问题是,自带流量的头部红人自身能吸引到资源,并不需要签机构,MCN机构未来要做的还是孵化红人,这往往需要耗费团队、资金、资源和时间的大量投入支持。”一家头部MCN机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他们在今年尝试直播电商方向,实际上仍有许多未知。
规模较大的MCN机构也难高枕无忧,随着网生内容的饱和度提升,近一年来MCN机构的生存空间加速被压缩,内容同质化、创意匮乏、创作焦虑已经成为行业普遍现象。在李浩看来,市场上超过12000家MCN机构,可以说八成以上都不具备足够强的核心竞争力,这造成了红人对MCN机构的不信任。
过度绑定头部红人是MCN机构的难言之隐。无论是签约还是孵化的头部流量,一旦红人“出走”,将对平台形成沉重打击。自2014年国内引入MCN概念以来,对单一头部网红依赖度过高、无法复制网红、不能规模化持续盈利等仍未改变商业天花板,一直是资本市场对其不冷不热的根本原因。
对于红人与MCN之间的矛盾,瞿涛分析说,“MCN机构发展到现在,与传统的明星艺人经纪公司比,界限已经比较模糊了。网红头部明星化,明星也在网红化、流量化,已经成为现实。而MCN本质上是管理人的行业,这种签约管理,本身持续性和稳定性都不够,也是很多投资人的顾虑。”
直播电商背后岂止是孵化网红
直播电商的成熟和发展意味着MCN有了更直接、更稳定的变现通路。招商证券的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直播电商总GMV(网站成交金额)约超3000亿元,未来有望冲击万亿体量。在此逻辑之下,各家开始纷纷布局MCN业务。
目前已有大量活跃在各平台的红人群体,而行业内的呼声是,直播相关的人才面临大的缺口。究其原因,在于直播对红人的差异化要求以及细分领域的人才缺口。“直播对红人的要求更高。包括沟通能力,实时反应能力等,它不像是短视频有本子,可以NG重拍。此外,细分领域人才缺口大,现阶段的红人大多集中在美妆、美食等大家熟知的领域,但还有很多垂直细分领域的人才极度缺乏,比如、教育、房地产、家居等领域。” 洋葱视频联合创始人兼CEO聂阳德说。
内容电商的潜力被持续释放,二级市场迅速呈追涨态势。2019年,据传京东投资10亿元推进红人孵化计划,孵化5名京东专属的“李佳琦”和“薇娅”。老牌女鞋企业“星期六”以19亿元的价格收购了MCN机构“遥望网络”95.11%的股份进军直播电商。今年3月,美凯龙称在全国已拥有428家家居商场,要将此线下私域流量池导流到线上,布局MCN业务。
行业内,孵化一个可变现网红的成本大概在300万元左右,“主播的数量是上升的,但如何培养出符合内容电商要求的头部主播,各家仍在探索。”前述MCN机构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行业的流量在向直播电商转移,但是从老罗或自带流量的明星“跨界”主播们的尝试来看,单纯依靠粉丝效应难以长久。
“无论是网红还是企业家、官员等跨界直播,本质都是解决一个信任度的问题。”该机构负责人说。在电商直播厮杀中,消费者看重的是价格优势,考验的是直播团队供应链能力的把控。
“很多达人强调货源是自己的工厂、茶山,或者农场是自己家的,都是为了强调在货源和价格上有优势。供应链优势是平台和主播在直播前必须提供的基础保障。”李浩说,“换言之,直播电商背后有一个产业链条,想要跑通这条渠道,很多时候不是平台一方的努力,也考验主播及其幕后团队的运作能力。”
透视当下的直播电商模式,消费者冲着低价而来,最终让利的空间实际是由品牌商来承担的。简言之,在直播电商整体盘子较小的情况下,品牌商是牺牲最大的一方。长远来看,如果品牌商承担的渠道费用或者成本一直高于传统电商平台,直播只是作为新品推广、促销折扣、库存清仓的渠道,而非常态化手段,直播能够开启的市场空间就很有限。
招商证券《新零售研究之直播电商报告》开篇的一句话值得引起对当下直播商业逻辑的深思:“直播作为提升电商人货场效率匹配的方式之一,若能在保证同样GMV增长下带来效率上的改善,即渠道费用低于原有渠道,则商业模型能跑通,否则直播电商为伪命题”。游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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