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父亲，我是儿》——东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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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光荣之家

1991年6月，我出生在东城市一个军人干部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炮师的军官，母亲是国企的一名普通女工。那个时候军人的工资不多，但家里有一名军官是非常光荣的事情，家门口每年都会贴上居委会送来的“光荣之家”。

我和父母亲跟着老太公、老太太住在一起，五个人住在不过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内。老太公和老太太住在外屋，把里屋让给了我的父母，而我就和老太公、老太太挤在一张床上。父亲住在部队每周只有一天探亲日，偶尔会带点好吃的和小玩具。有时候赶上部队演习、训练，两三个月都看不到父亲。

我母亲告诉我，因为生我前正好赶上西门桥处发大水，家家户户的位置又属于路高家矮的状态。等大水淹到路面上，家里的脸盆已经漂在一个成年人的脖子处了。水势很大，父亲又前往部队参加救灾抢险的任务，只能委托居委会的阿姨们带着快临产的母亲到郊区的一家医院里待产。水势蔓延了两周，天气又闷热，受灾的人们看着自己的家被淹没的惨景内心百感交集，好不容易有个家，现在发了大水导致吃住都是问题。

省政府的领导了解到东城市的受灾情况后亲自带着一行人前来慰问受灾的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陆续给我们受灾的家庭安排了新的住址。由于受灾的家庭较多，受灾人员也很多，一时间出现人多房少的情况。由于当时住房都是租赁房，城市的每一户人家都要向政府每月交租，东城市一些领导干部主动让出了他们的新居给受灾群众居住，其中东城市卫生局的一名干部就把他的房子让给了我们家，也就有了我出生后的住所，而他自己带着一家人却住到了郊区。房子虽然不大，生活条件也很朴素，但一家人总算有个安稳的栖息之地。

在若干年以后，父亲告诉我那一年家里度过了两个“危险期”，一个是西门桥处发大水，另一个就是我母亲生我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风险，“剪产”。那时我不明白“剪产”的风险，直到我在医学院学习妇产科的知识时才明白所谓“剪产”对产妇的危险性很高。

父亲告诉我，母亲在临产前的B超报告显示的是胎位不正。医生告诉父亲，胎儿臀部先下来的可能性极高，当时父亲就惊呆了，这是难产非常危险。母亲被推进了待产室，直到上了手术台。没过多久，主刀医生让父亲去血库找备用血，手术台上的母亲此时情况非常危险，父亲光着脚拼命地跑到医院血库寻找备用血。当备用血送到手术室时，手术室的医护人员让父亲签署一份谁都不愿意看到的通知书，那是关于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通知书。母亲在手术台上极力要求医生放弃她从而保住我这颗幼小的生命。此时的父亲双手颤抖着接过通知书和笔，从军生涯多年的他在军校就参加过对越自卫反战，在大大小小的抗灾“战场”上也没有让他如此忐忑地双手颤抖。现在这份通知书却让他决定自己最亲的妻子和孩子的生死，他明白此时下了任何一个决定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签字笔在他手中滑落，父亲艰难地说了句：“保住大人。”说完就落泪了，哽咽地哭着，他知道放弃我会得不到母亲的原谅。可父亲更加明白，如果放弃母亲，将来原谅不了他的会是更多的人，包括我在内。主刀医生看着眼前身着上尉军服的父亲哽咽着落泪，他知道军人是有泪不轻弹。如此特殊的情况，换做谁都很难接受。他缓缓地对父亲说了一句，“我们会尽力保护大人和孩子。”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主刀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对母亲实行了“剪产”，而我也顺利来到这个新世界。当母亲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母亲和父亲都落泪了，双方的泪中包含了复杂的情绪，父亲告诉母亲他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王城毅，希望我将来能够坚韧不屈，而我被送往新生儿室接受正常的新生儿生命体征的检测和Apgar。

我刚出生那会儿，还没有现在婴儿用的纸尿裤，全是纯棉的尿布。我肚子里就像有着源源不绝的水源，每天早上父亲就要帮我洗两三个小时的尿布。没过几天，父亲就收到师部的命令要他立即返回部队执行紧急军务。母亲让父亲安心去部队完成工作，告诉父亲这里有家人会照顾她和我。其实母亲都是一个人挺过来的，爷爷奶奶要照顾父亲的哥哥和两个姐姐家的孩子，而我的外公外婆都要上班偶尔才会过来看一两次，很难抽出时间来照顾母亲和我。

那时母亲的奶水很少，又得不到良好的营养，没出月子就没奶水了，我被那奶粉和水持续着喂养。母亲在回到新家的途中吹了风受了凉，落下了风一吹就头疼的隐患。到了新家，母亲感受到久违的温暖和舒心的环境。老太公和老太太看到我同如获至宝般一样，连忙让父亲去街道帮我上了户口。自此，家中每个月就多了粮票、糖票和其他物质票种。时间不长，国家取消了粮票等兑换粮食的制度，采用人民币购买食品，这就等于家家户户开始使用人民币才能买到食品和生活所需的物品。由于我的口粮街道不再提供，母亲不得不提前回纺织厂上班，多赚一点加班费来给我买奶粉。而父亲所在的部队也开始了“减少开支、工资缩减、勒紧裤腰带支援地方”，本来清瘦的父亲，裤子的腰围一减再减。

终于等到我会在地上行走了，父亲在部队也受到了上级的提拔，军衔上到少校。老太公看到父亲消瘦的脸庞，特地做了一桌子的菜，菜肴虽然不多，但总能填饱肚子。父亲给我买了一个电动的遥控坦克车，这是父亲第一次给我买礼物。父亲告诉母亲，打算接我去部队住，这样也减少家里的压力，毕竟老太公和老太太已经快八十岁了。老太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呡了一口杯中的黄酒，母亲说道：“老人家喜欢孩子，就让孩子待在家里吧。”

“就让小王把孩子带到部队去吧，从小适应下部队的环境，对他的成长总是有好处的。”老太公语重心长地说着。事实证明老太公的选择是对的，在部队大院的生活，让我也养成了性如烈火，桀骜不驯的性格。老太太一脸不舍得把收拾整齐的小衣服放在父亲的行军包内，而我却鼓捣着那个电动坦克车，心里想着怎么才能坐进那辆跟我的脚一样大的坦克车内。

到了部队，我住在父亲的营房内。整齐的方块被，一点褶皱都没有的床单体现着父亲良好的军事素养。我看着父亲在小电磁炉上放了一个不锈钢碗，里面煮着香喷喷的面条，父亲说这是方便面。长大后才知道，方便面是没有营养的食物，吃多了身体体质会日趋下降。父亲身边有一个勤务员，是沧州人，每逢父亲出去训练的时候都是让他照顾我。时间久了，我就开始学着父亲的模样和口吻开始“使唤”起这个勤务员，可基本作用不大。有一次，我在痰盂上上了大号，就“使唤”勤务员帮我把痰盂给冲了。勤务员当时就来火了，我看他不帮我，我就说：“我回来告诉我爸爸。”也许勤务员是碍于父亲的面子，或又是因为我只是个孩子不和我一般见识，还是帮我把痰盂弄干净了。长大了回忆起来，相信还是前者的几率较大。

等父亲回来，勤务员就读了我的“小广播”，父亲二话没说，把我从房间里拉了出来当着勤务员的面，脱了我的裤子用拖鞋狠狠地抽了几下。顿时我就痛哭起来，那个疼，钻心的疼。这是我记事以来，父亲第一次打我。勤务员连忙劝阻，但父亲让我给勤务员道歉。我哭着，用不连贯的语言向勤务员道歉。

父亲把我带到房间内严肃地批评我，告诫我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我们没有权利让别人替我们去“擦屁股”。父亲对自己一直很严格，对底下的干部和士兵一视同仁，这样才能体现治兵有方，才能带出一支严于律己的部队。

第二章 黑杜酒

90年代初，家家户户喝的最多的是黄酒和白酒，不过酒类在那个年代不是经常能喝上的。东城市以北的一座城镇盛产黑杜酒，相传由“酒仙“杜康所创，故得名。当年杜康在家乡以高粱、玉米等粮食酿制出著名的“杜康酒“后，偕同好友刘伶云游四海，来到江南，并隐居于此城之城东。杜康用江南糯米经蒸熟后发酵酿制的米酒，酒性绵厚醇甜，更适合江南一带人饮用。

老太公在晚年时期，省吃俭用，从不以“今朝有酒今朝醉”为雅兴。母亲告诉我，老太公的家在草立州。民国时期东城市还叫东城县，在草力州管辖内。老太公的祖父是草立州当地最大的盐商，后因老太公的父亲在处理盐务事宜去世在他乡，老太公父亲的兄弟用尽手段将他们母子二人赶出府邸，并且霸占了老太公父亲的家产。老太公只得跟随他的母亲来到东城县相依为命。来到东城县，老太公找到了一家米行做了学徒工，虽然没有工钱可至少不会饿肚子。毕竟是盐商家族的人，老太公从小对经商颇有天赋，很快就从学徒工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大掌柜的赏识，简单的拜师仪式后便纳为关门弟子。多年过去了，大掌柜变成了老掌柜，老掌柜没有子嗣便放手把生意交给老太公打理。没过多久，老掌柜因病去世，去世前把所有的米行托付给了老太公。老太公没有辜负老掌柜的期望，不到三十岁就成了东城县最大的米商，其新商铺设有多处。运米范围更是扩展到了武汉、九江等地，抗日战争初期已经是东城县商会的会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下令管辖米行必须长期支援新四军、八路军以及锡北、锡东、太湖、武南、澄西等抗日民主政权。在东城县被日军占领后，日军逼迫老太公跟日军合作让商会组织各商铺提供军粮和被服，老太公宁死不从。日本宪兵将老太公关押起来，后经地下党同志的解救，住在了地下党同志安排在郊外堡垒户家中，日本宪兵全城通缉了老太公并且烧了老太公的住所，霸占了他的大部分米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太公在东城县的米行又重新开业，生意也是蒸蒸日上。直到1949年4月23日东城县解放后，东城县分为东城市、东城县，市、县同城。老太公把所有的米行和东城市中心的几处洋房全部捐献给了党和政府用于地方休整。那个时侯自己的大部分子女也已经成家，便和老太太居住在西门桥处的一户小屋内。若干年后在“红色热潮”下，老太公原先商人的身份被定为资本家，被流放到青海六年。起初家里人都认为老太公回不来了，但这六年时间里老太公用他强大的意志力挺了过来，最后因为表现突出提前释放回来。回来时“红色热潮”已经结束，党和政府后得知老太公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为党和军队做出了巨大贡献，便积极筹备帮助老太公洗刷冤屈，可老太公婉言谢绝，只求党和政府能给他安稳的生活和一份稳定的工作。东城市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把老太公安排在了东城市粮食局，从那以后家里安稳如常，平安的度过了每一年。

老太公有一个珍藏了多年的酒坛子，一直用来存放黑杜酒。直到有一天在和我父亲谈心的时候不小心把酒坛子打碎，老太公坐在凳子上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呆呆地望着父亲收拾着散落一地的黑杜酒和酒坛子的碎片。父亲告诉我，当时老太公看着地上默默地流泪，那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老太公流露出那种让他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眼神。在老太公过世后，父亲每次谈起这件事情上都非常自责，那时候太年轻没有考虑周到，没有给老太公多备一些酒。

儿时的记忆是短暂的，记事起到现在，那时候的事情还能记得多少呢？

每当经过那儿时记忆的老房子总会有那幼稚却又很真实的幻想，如果两位老人还在世，我会经常带着老太公爱喝的酒和老太太爱吃的糕饼来看望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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