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游记》：：钟鸣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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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钟鸣长安

成语“晨钟暮鼓”最早出现在唐代诗人李咸用《山中》一诗，原句为“朝钟暮鼓不到耳，明月孤云长挂情”，后又见于欧阳修《庐山高》诗：“但见丹霞翠壁远近映楼阁，晨钟暮鼓杳霭罗幡幢。”

“晨钟暮鼓”是古人报时的一种方式，而钟楼则为“晨钟”这一方式提供了“物质”基础。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人，要说钟楼，熟悉莫过于西安钟楼了。

穿过永宁门（正南门），上南大街，便可遥望钟楼。始建于明洪武十七年的钟楼，为砖木结构，总高三十六米，占地面积一千三百七十七平方米。远远望去，钟楼乃是重楼三层檐，四角攒顶，建在方型基座之上。若要近距离参观，则必须走地下通道，在地铁2号线钟楼站正对面买票，然后穿过一段长廊，拾阶而上，方能有幸亲近钟楼。

踏上钟楼以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北面的两幅对联和一块石碑，外联是黑底金字，写着：

八百里秦川文武胜地

五千年历史古今名城

内联是红木黑字，写着：

钟锯景云鸣采凤

楼雄川口锁金鳌

从北面拐到钟楼的东面，赫然一副长联：

贤哲东来海纳百川方浩瀚

丝绸西去路通万国乃繁荣

到了南面，则是一副短联：

古城远韵承至宝

新风开元焕物华

由南门而入，便是一层大厅，大厅穹顶为方格彩绘藻井，两侧是钟楼历史展览，内有旋梯可通二层，二层四面是木格窗门与外廊相通。每层四角均有明柱回廊、彩枋细窗及雕花门扇，尤其是各层均饰有斗拱、藻井、木刻、彩绘等古典优美的图案。

从南门出来，最后便是西门了，西门的对联是：

十代京畿六合一统

九州奥域八水分流

与其它三门相比，西门的对联已是不同凡响了，但若拿它跟西北角上悬挂的那一口钟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为何如此说呢？缘由在这口钟的来历上。此钟名曰“景云钟”，北门内联已经提到，铸成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唐睿宗李旦亲自为其撰书铭文，为唐长安城内的景龙观所用，明初才移至钟楼用以报时。

景云钟高247厘米，腹围486厘米，口径165厘米，重达六吨。上有三十二枚可调音律的“蒲牢”形钟乳，周身纹饰，自上而下分为三层，每层用蔓草纹带分为六格，格内铸有飞天、翔鹤、走狮、腾龙等图案，四角各有四朵祥云，钟声纯美优雅，清脆洪亮，可传数十里。（现钟楼上的景云钟为仿制品）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与史思明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约18.4万士兵，号称20万，在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借口于范阳（今北京）起兵。安史之乱爆发。景龙观同钟楼毁灭于战火之中，景云钟被废弃不用，直至明朝才得以再度面世。

其后，西安钟楼在明万历十年经历了一次搬迁（由广济街口移至现今位置），又于清康熙三十八年，乾隆五年，道光二十年分别对钟楼进行了大范围以及大规模的整修。抗日战争时期，钟楼由于地势高拔，而成为预警日军空袭的报警台。国民党也曾经利用钟楼的四面门洞，关押刑讯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楼上驻扎军队，鎏金宝顶的铜叶被人揭去盗卖，楼体屡遭破坏。

由此可见，历史和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有多么的不易，期间，总有那么几个“小丑”，用肮脏的手段，用猥琐的眼神，用难以启齿的阴谋，来阻挠，来破坏历史和文化的链条。

对于历史上所谓的“小丑”，我是深恶痛绝的。

对于钟楼上的钟声，我是顶礼膜拜的。

我所期盼的，无非是长安钟楼上的钟声能够一年一年的响下去。不只为报时，更为一种昭示，昭示着国运昌隆，天下安宁。

我所期盼的，无非是钟鸣长安，民长安，国亦长安。

第二章：千年秦勇（上）

三月的关中，乍暖还寒，骊山如一匹跃跃欲奔的骏马，雄立于关中大地之上，凝神远望。

骊山北麓有一座巨大的陵墓，上面松柏苍翠，杨柳新发，陵墓之东，大约1.5公里的地方，聚集着十数位临潼县西杨村的村民，为了抗旱，他们决定在村南柿树林畔打上一口机井。

大概打井工程进行到第二天的时候，一位村民从井里挖出了一样东西，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这件东西是一个陶制的人头塑像，与真人头颅一般大小，面部虽有些残破，但五官、眉毛、神情都还依稀可见。

于是，村民们纷纷猜测，有的说是“瓦王爷”的神像，有的说是“天兵天将”的塑像，也许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挖出的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

（一）

与兵马俑相隔1.5公里的巨大陵墓，便是秦始皇陵。

兵马俑的出现，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我们都必须感激西杨村的那几位村民。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乏破坏文化链条的罪恶者的，如一把火烧尽咸阳宫和阿房宫的项羽，炸开慈禧太后墓的孙殿英，他们哪一个不比西杨村的村民有文化？可是他们却成为了文化链条的破坏者，而西杨村的村民却是文化链条的发现者。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记住一个年份——一九七四。一九七四年三月，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一九七四年七月，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兵马俑一号坑进行发掘和保护。一九七四年对于中国的考古界和文化界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时间。

兵马俑是作为秦始皇死后的陪葬品而存在的，这一点我们不可否认。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国的丧葬制度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暂且把视线挪开一会儿，投向出土更早的殷墟。

殷墟位于河南安阳，是1928年开始挖掘的。考古学者发现，在殷墟工陵区内，发掘的十几座大墓中被生殉、杀殉的多达五千余人。由此可见，殷商时期人殉制度之糜盛和残酷。

人殉制度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奴隶制社会，是指用活人为死去的天子、诸侯、官员、氏族首领等社会上层人物进行殉葬。用我们现在人的观念去看，人殉制度是一种陋习，更是一种残忍而野蛮的杀戮行为，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制定下，它实在是一种私有制的集中体现。

为什么如此说？

因为，奴隶制社会与原始社会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私有制的出现，私有制的出现又依附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引起了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

既然是阶级分化的产物，它的出现、兴盛和衰亡必然要依赖于社会阶级的变化。而处于这种社会阶级之下的人，是无力改变现状的。但有一点我们必须坚信，那就是人类社会必然是进步的，后世之世总比前世之世要好，后世的社会制度总比前世的社会制度要健全，研究任何问题，我们都要以这样一种科学的眼光去对待。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人殉制度的兴亡来验证，人殉制度兴于商周，废于秦献公元年，终于康熙年间，虽然存在了三千多年，但到底还是消亡了。

（二）

我们把视线再次挪回到兵马俑。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兵马俑不过是秦始皇的殉葬品，而这种殉葬与活人殉葬是没有根本区别的，也就是说，兵马俑不过是另外一种含义上的“人殉”，它只是在形式上用了陶制的人。

可见，废除一种制度容易，废除这种制度在人的思维中留下的印痕是极其难的。这种思维印痕，就是人殉为什么在秦献公元年废除以后，又出现在后世朝代中，且反反复复了几千年的原因。

秦始皇用兵马俑作他的殉葬品，正是这种思维印痕的直接体现。

我们现在不妨扩充一下人殉制度的定义，我们把真正的人殉称为狭义上的人殉制度，把如兵马俑一类的殉葬称为广义上的人殉制度。

广义上的人殉制度正是上面所说的“思维印痕”。

而这种“思维印痕”的存在，直接体现出了古代君王的一种共同的思维状态。

第一，活着所拥有的荣华富贵，在死后要一样不少的搬进陵墓里，妄想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继续享用。

第二，活着所拥有的权利和尊荣，死后也一样不能少。

第三，妄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保佑他的王朝，永生永世的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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