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的唐朝》： 唐朝的“三大冤案” 之一 大唐第一冤案

在上一篇文章中，小编为您详细介绍了关于《《咸鱼想翻身》： 相逢即是有缘》相关知识。本篇中小编将再为您讲解标题《苦命的唐朝》： 唐朝的“三大冤案” 之一 大唐第一冤案。

第一章 唐朝的“三大冤案” 之一 大唐第一冤案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似乎只有秦汉和明朝的天空充满杀伐暴戾之气，而像唐朝这样的朝代则风和日丽，天下太平，充满了画意诗情。可是，只要对唐史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其实这个封建王朝和秦汉及明朝一样充满了血雨腥风，在当时，无论是西都长安还是东都洛阳，那里的黄土地上无不艳情漫漫，血海滔滔，即使是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那帘栊深重的宫殿里也散发出一股肃杀阴森之气。而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里更是鬼气森森，似乎总有许多屈死的冤魂在玄武门外，在大明宫的屋檐下，在紫宸殿的屋顶上痛哭或是哀鸣……

的确，这些屈死的冤魂，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几乎都有一则令人伤悲的故事，一段令人感喟的历史。

这里，不妨让我们跟着历史的追光灯去追寻一下那些浑身上下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

一、大唐第一冤案

“大唐第一功臣”

熟悉唐史的人都知道，唐朝能够开国，刘文静首屈一指，功不可没，绝对称得上是它的奠基者，而且还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奠基者之一。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高楼万丈平地起”，刘文静不仅是唐朝这座宏伟大厦的最早建设者，无疑也是决定建设这座大厦的最早策划者或曰“总设计师”之一。

所以，如果当初要是把大唐帝国变成一座股份公司且以“大唐股份”上市的话，那么，最早的原始股持有者毫无疑问只有四个人：李渊、李世民、刘文静、裴寂。四大股份中虽说李氏父子占了两份，处于控股地位，但刘文静的地位与作用也绝对不可小觑，不容忽视。除了李渊、李世民这两位董事长、副董事长之外，应该说，在其余的两位即刘文静与裴寂这两名董事中，论功劳，刘文静绝对排名第一，完全称得上是“大唐第一功臣”。

当然，在我国封建社会，所谓的国家其实都是“家”，根本没有“国”，在实质上完全属于民营企业，而且还完全是由一家一姓开办的“独资公司”，根本不存在股东与合伙人。所以，刘文静虽然是太原起兵的首谋，大唐帝国最早的开创者，但在李唐公司内，说白了，他其实也不过就是个老伙计而已。

据史料记载，刘文静是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字肇仁，世居京兆武功(今陕西省武功县)。《旧唐书》上说他“伟姿仪，有器干，倜傥多权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人长得英俊高大，且才干卓异而多谋略。显然，像他这样的人，用坊间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属于那种头脑非常好使的“小诸葛”、“智多星”似的人物。隋朝末年，因为他的父亲刘韶死于战事，作为一名“烈士”之子，刘文静按当时的政策“顶职”承袭了其父仪同三司之职，后来又因为能干被提拔担任了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令，大约也就相当于现在一个市的市长。

靠“顶职”能当上这样一个级别的政府官员，而且还在一座地理位置并不偏僻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大城市当一个市长，整天价想必被一帮拍马溜须的下属官员以及腰缠万贯的大腕乃至姿色撩人的MM簇拥着、侍候着，刘文静的小日子显然过得“特别特”地顺溜舒心，如果换成一般人，估计一定会心花怒放心满意足了。可是，从史书上看，刘文静却不是一般人，他虽然靠“拼爹”才走上了从政的道路，而且还在一个地方当“一把手”，但他却很不满足，颇不安分。

有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以肯定地说，时任晋阳令的刘文静日子过得非常滋润富足，显然没有“近忧”，但是，绝非酒囊饭袋的他却很有“远虑”。诚如我们所知道的，隋朝末年，大业年间，炀帝昏庸无道，沉迷酒色，大司空杨素趁机把持朝纲，豢养“暗人”，党同伐异，为其铲除异己，大肆杀戮。一时间，朝廷内外血雨腥风，动荡不堪……在这样一个隋失其政、豪杰蜂起的乱世年间，据说当时身为晋阳令的刘文静很是忧心忡忡，不仅经常为国家的命运忧虑，也禁不住时常在内心中为自己的“前途”着想。

显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中，刘文静都是那种绝顶聪明的“有心人”，在乱世之中，为了替自己的“前途”打算，在任晋阳令期间，他开始与当地的一帮豪杰之士暗中结交。

刘文静暗中结交的当地豪杰首先是裴寂。

裴寂幼年时是个孤儿，由他的几个兄长抚养成人。也许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从外表上看，裴寂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憨厚老实，性格随和。但从他后来的“政治表现”看，裴寂绝对属于那种外憨内精城府很深很有手腕的人，而他的极具欺骗性的外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不过是一种假象或者说是“伪装”而已。

当时，裴寂是晋阳宫副宫监。而宫监则由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兼任。晋阳宫是隋炀帝的行宫。据说，作为一位地方官，很有远虑的刘文静有意和驻守本地的“中央直属单位”——晋阳宫副宫监裴寂交好。而显然，作为一名“中央派出单位”的官员，裴寂也很希望与驻地的行政“一把手”刘文静搞好关系。如此一来，俩人便利用工作之便，你来我往，频繁交往，以致到最后竟打得火热，变成了经常形影不离的“把子”。之所以要在“把子”一词上打上引号，乃是因为，从史书上看，刘文静与裴寂之间的关系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从始至终，他俩都未能真正成为那种可以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拜把子兄弟。

刘文静与裴寂是何时又是怎样认识的？史无所载，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测的是，俩人相识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互不信任，双方都相互提放着，绝口“莫谈国是”，只是言不由衷地说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小事，但到了后来，终于还是忍不住，有一天俩人单独在一起忽然开始谈论起了“政治话题”。而且，这一“政治话题”居然还是首先由裴寂似乎是在“无意间”提起的。

据说，那是在一天晚上，他俩先是在一起喝酒，后来又索性同宿一处。夜里，裴寂望见远处的城楼上燃起的报警的烽火，黑暗中显得很是忧心忡忡地叹息道：“我等卑贱之极，家道空衰，如今身处离乱，真不知如何处世才好！”

裴寂说这话，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听者刘文静却绝对有心，听罢裴寂的感叹，没想到他并没在心中引起共鸣，陪裴寂一起长吁短叹，反而不以为然且很是乐观地笑着说：“天下板荡，群雄并起，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时，如果你我同心，又哪里还怕什么贫穷呢？”

刘文静说话喜欢直来直去，话说到这种地步意思其实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最早走上“革命道路”的，显然应该首推刘文静。而且，可以确信无疑地说，是刘文静最早做裴寂的“策反”工作，将曾经一度犹豫不决的裴寂引领上反隋“革命道路”的。

其次，刘文静结交的豪杰之士当然还有李世民。

李世民是当时太原留守李渊的二儿子。因为当时处于战乱年间，兵连祸结，很不太平，李渊把自己一家老小都安顿在相对太平的自己的老家，交由自己的大儿子李建成照应，而自己则常年带着这位二公子李世民在部队当兵。

刘文静出生于公元568年，比出生于公元599年的李世民整整大了31岁。据说，在一开始，平生自负才略轻易不肯服人的他曾对李世民抱有偏见，以为李世民乃贵家公子，且年未弱冠，各方面都还远未成熟，很可能只是“绣花枕头”一个。直到有一天他到留守府公干，与“嘴上没毛”的李世民有了一次直接接触之后，才开始对少年李世民的印象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但真正让刘文静与李世民倾心相结互相叹服的应该说还是那次“狱中长谈”。

原来，就在刘文静暗中频繁与裴寂、李世民结交的时候，忽然有人告发他与瓦岗寨起义军头领李密联姻，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反贼李密的儿子，而按照当时隋朝的法令：凡是与贼首李密联姻者皆要下大狱。所以，隋炀帝在接到密报后立即下旨要太原留守李渊将刘文静捉拿下狱，关入太原大牢之中。

当得知刘文静入狱后，因为非常仰慕他的才干，李世民几乎在第一时间便通过“关系”悄悄来到狱中“探监”。

那天，在狱中忽然看到李世民来看自己，刘文静委实有些意外，所以，在略事寒暄之后，他便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忽然心事重重地感慨道：“如今天下大乱，主上不明，黑白颠倒，何日是个尽头？除非汉高祖、光武帝那样的英雄临世，方能拨乱反正，廓清天下。”

刘文静说这话显然用的是“激将法”，他想看看血气方刚的李世民听后有何反应。果然，一听这话，绝非“池中之物”正是青春年少气冲牛斗的李世民便很有些激动地说：“您怎么知道如今世上就没有这样的人呢?只恐平常的人不能识别罢了。……说实话吧，我今日到狱中看您，并非出于儿女私情，而是想来与君共商大计。时局如此，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见李世民一脸诚恳，虚心请教，刘文静便说：“如今李密长期围攻洛阳，皇上流离迁徙淮南，跨州连郡的大‘贼’与阻碍山泽的小‘盗’已有几万起了，只等待真主驾马驱驰去夺取。果真能够顺应天命人心，举起义旗大呼，则天下不难平定。现今太原郡逃避盗贼的百姓都来到此城之中，我任县令几年，知道哪些人是豪杰之士，一旦互相召呼着聚集起来，可以得到十万之众，令尊所领之兵又将近几万，君言出口，谁敢不从？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到半年，帝业可成。”

在今天看来，李世民与刘文静在狱中的这一番谈话简直就是当年刘备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再版”。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前，刘文静做了大量的舆论启蒙、思想发动、仗策定谋等工作，对于刘文静的奋纵横略，立缔构功，就连正史也不否认，称他“定非常之谋”。

刘文静不仅有“谋”，而且有“勇”，从史书上看，“晋阳起兵”的第一枪可以说就是由他最先打响的。

原来，老谋深算的李渊虽然很早就有起兵反隋的念头，且在暗中一直做着精心的准备，但在什么时间节点上起兵却犹豫不决，始终拿不定主意。这也难怪，因为，起兵“造反”毕竟非同小可，弄不好是要掉脑袋且株连九族的事情，以李渊的老成持重，他当然不会贸然行事，孤注一掷。

然而，遇事“坚忍自持”的李渊虽然一时拿不定主意，但他们在暗中密谋筹划起兵的一些蛛丝马迹还是被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给发现了。王威和高君雅是隋炀帝杨广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亲信，也就相当于“军统特务”，对隋炀帝一直忠心耿耿。所以，当他俩发现“一把手”李渊意欲“图谋不轨”后，俩人便暗中商定想在一次祈雨会上出其不意地将主持祈雨仪式的主帅李渊干掉。

杨广有自己的“军统特务”，刘文静与李世民自然也有自己的内线和耳目。当他俩的内线发现王威和高君雅的阴谋诡计后，立即火速向李渊报告。获悉到这一绝密情报，刘文静与李世民立马聚到一起紧急商议，准备提前“起义”。为此，刘文静伪造隋炀帝诏敕，以对付突厥为名，招募了大量的军队，为“起义”提供了充分的军事准备。随即，他又向李渊、李世民父子献计，“伏兵晋阳宫”，并矫诏当庭状告王威、高君雅“谋反”，然后趁势来个先下手为强，结果“名正言顺”手到擒来地将王威、高君雅这俩个“军统特务”给杀掉了。

晋阳起兵后，一开始，顾虑重重的李渊一度不敢放开手脚，明目张胆地举起反隋大旗，关键时刻，又是时任大将军司马的刘文静直言上谏，向李渊晓以利害，指出如此不足以凝聚那些痛恨隋朝虐政的民心，无法赢得那些“天下苦隋久矣”的百姓的支持，由此说动李渊旗帜鲜明地举起李唐反隋的旗帜，从而使李氏父子起义的局面顿时焕然一新。

鉴于当时在所有反隋大军中，李渊父子的兵力是最为弱小的一支，足智多谋的刘文静主动请缨，先后两次出访突厥，联络当时我国北方这一最强大的游牧民族与李渊的起义大军结盟。经过一番艰难的外交斡旋，能说会道的刘文静终于说动始毕可汗派出2000骑兵、1000匹战马随他一起来到太原。

据史料记载，当时这支突厥兵来的正是时候，由于突厥兵勇猛善战，帮着向长安挺进的李渊，一举打垮了隋军的顽强阻击。所以，当这场战役极为艰难地取得胜利后，就连李渊也情不自禁地称赞刘文静说：“若不是刘公善于说辞，搬来突厥援兵，怎么能取得这么好的结果呢？”

后来，李渊率军渡过黄河后，奉命领兵驻守潼关的刘文静效命疆场，与当时隋朝的著名大将屈突通在潼关展开了激战，最后生擒悍将屈突通，取得了潼关之战的胜利。此战充分展示了刘文静的军事才能，所取得的战绩完全出乎李渊的预料，就因此，他被以功擢升为大丞相司马，封鲁国公。

虽然，在后来的开国之战中，刘文静也有过失败，但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从总体上说，他的功要远远大于他的过，因而，倘若要评选大唐开国功臣的话，那么，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大唐第一功臣”都绝对非刘文静莫属。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唐第一功臣”，一个“大唐股份”的原始股持有者或曰董事，最终却含冤而死，落了个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未完待续）

第一章 唐朝的“三大冤案”之一 大唐第一冤案

（承接上文）

“官”不平则鸣

刘文静的死，是唐朝开国后的第一大冤案，但冤案不“冤”，观其后来的所作所为，仔细想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也真的“该死”。

有唐一代有许多冤案，而“大唐开国第一功臣”刘文静之死则绝对称得上是唐朝第一冤案。

今天，仔细检视这桩“大唐第一冤案”，则会发现，刘文静的死，固然是由于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原因所导致，但更多的还是由于其自身性格造成的。所以，刘文静的死，虽然毫无疑问乃是一桩政治悲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更多的还是一桩性格悲剧。所谓“性格即命运”，可以说，正是由于受其自身性格的驱使，刘文静才最终自编自导出了一部完全由他自身主演的悲剧。

据新、旧《唐书》记载，李渊称帝后，裴寂、刘文静都官居宰辅之职，俩人的任职简历是：裴寂任李渊大将军府长史时，刘文静任大将军府司马；裴寂转大丞相府长史后，刘文静也同时转大丞相府司马；裴寂拜尚书右仆射，刘文静则被拜为纳言。

仅此可见，在新建立的唐政权中，虽然裴寂与刘文静都同属于数一数二的大臣，但单纯就他两人而言，则裴寂无疑始终高过刘文静一头，处于“领导”地位。

“官”不平则鸣。这当然使刘文静心中一直感到很不爽。因为，在刘文静看来，无论是论才干还是论功勋，裴寂都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可是，裴寂这样一个平时人前背后都只会哈哈哈的庸碌无能之辈居然当了右仆射，成了百官中的第一把手，而自己身为纳言，却只是百官中的第二把手，“座次”竟然一直屈居裴寂之下，所以，一向心高气傲的刘文静对此心里一直愤愤不平，很是纠结。

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人事安排”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因为，裴寂再怎么平庸，功勋再怎么不如刘文静，他好歹也是大唐“第一把手”高祖李渊的人，而且还是李渊特别恩宠的“红人”，而他刘文静再怎么优秀，怎么功勋卓著，他也只是秦王李世民的人，既然“身份”不样，后台老板不同，那么，他刘文静又怎么能和人家裴寂攀比呢？

可是，刘文静却不这么认为，他总觉得裴寂不如他，而官职和待遇却比自己好，心里老是不服气。

如果只是心里不服气也就罢了，古往今来，一般人遇到这种事虽然内心纠结归纠结，但多半都采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态度，可是，刘文静却显然不是一个很能沉得住气的人，他太锋芒毕露，因为心中对此老大的不爽，因而，委实咽不下这口气的他便愤愤然要采取行动，奋起反击。

从史书上看，刘文静采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妄图挑拨离间高祖李渊与裴寂之间的关系。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以为佐证。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在刚当上皇帝，新生政权还立足未稳之时，为了笼络大臣为己效命，高祖李渊经常请一帮“贵臣”在一起喝酒，且每次“共食”时，李渊都显得很亲热很随便的样子，不论君臣、不分尊卑，大家厮混在一起称兄道弟，饮酒作乐，一如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刚打下江山时那样全然不顾君臣礼节。

对此，刘文静很不以为然，他向李渊劝谏说：“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

刘文静的这段文绉绉的话虽然说得有些含蓄，但意思却很明了，诚如我们所知道的，所谓“太阳俯同万物”乃是当年晋朝的权臣王导说的，当时，晋元帝招呼有建国安邦之功的王导与自己一同来坐那把龙椅。“龙椅”乃皇权之象征，王导岂敢随便去坐？于是在推辞时他便说了那句话。如今，刘文静故意引用这一典故“说事”，其意思是说，天下只有一个君主，君主应该有威严，即使大臣功与天高，也不能僭越君臣之礼，与皇帝平起平坐。而皇帝您如今却总是跟裴寂在一起共同饮食，这实在是有损龙威，不合礼节，很不妥当。

凭心而论，从大道理上来说，刘文静这段话说得可谓非常入情入理。因为自古君臣有别，哪能不分尊卑，不成体统？

可是，说刘文静聪明不精明就在这里，他不知道为人老谋深算城府极深可谓老狐狸一个的高祖李渊这样做自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与道理。要知道，当时正是群雄逐鹿、胜负未定之际，李渊这样做显然是在“作秀”，一方面当然是要笼络裴寂等一帮“贵臣”，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干革命”，帮着自己打江山，另一方面，则显然也是要故意做出一种“亲民”的姿态，以示自己尊贤重才，礼贤下士。

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晋阳起兵后，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心理上，李渊的精神压力都超乎一般的大。为了使自己的弦不至于绷得太紧，他当然也需要放松，需要休闲，需要娱乐，于是，在平时的生活中，有事没事，他便“多引贵臣共榻”，大家在一起吃吃饭，喝喝酒，乃至玩笑取乐，美人相伴，以此愉悦身心，放松自己。……否则，成天阶端着皇帝架子，板着脸，一个人坐在龙椅上，与大臣说话拿腔拿调的，什么时候都讲究君臣有别，这样活得该多累呀！

事实上，李渊这样做也不完全是为了精神放松，而是出身关陇豪门贵族可谓“高干子弟”公子哥一个的他一直比较贪玩，有此爱好。还在晋阳起兵前，平时他便喜欢与裴寂等一帮好友经常在一起宴饮谑浪，弈棋赌博，眠花宿柳，放浪形骸。

所以，如今刘文静突然上表劝谏，直言不讳地要高祖李渊改掉这一“坏毛病”，李渊听了当然会很不舒服，心想：“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竟然管到朕的头上来了！”

不过，李渊心里虽然这样想，但以他那老奸巨滑的性格，他的话却说得冠冕堂皇，非常漂亮，他显得很是深情地对刘文静说：“今日诸公皆名德旧齿，平生旧友，宿昔之饮，何可忘也。”李渊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那些平时和我在一起的要么是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要么是和我有许多年交情的老朋友，我怎么能因为自己当了皇帝就忘了他们，与他们疏远了呢？

仅此可见，李渊真的是老奸巨猾，道高一筹，一席话说得自己显得是那么重情重义，大仁大义，经他这么一说，其仁君的形象顿时高大突出了起来。

而如此一来，则不仅显得刘文静的劝谏纯粹是狗咬刺猬多管闲事，而且也使他显得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不独高祖李渊对他不高兴，嫌他多嘴多舌，自然，也使裴寂等一帮“贵臣”从此对他恨之入骨。

用今天的话说，刘文静是个业务型的干部，善于谋事而不善于谋人，在干事业方面十分在行，非常能干，可谓多才多艺，如唐朝建立后，刘文静拜为宰相，奉李渊之命组织法律专家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在隋开皇律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五十三条新格，并予武德七年颁行，是为《武德律》。这部被修订后的法律，受到唐高祖的高度赞扬，并成为当时所依据的“通法”。可是，在谋人方面，他却十分外行，甚至可以说是“低能”。

的确，刘文静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他的优点非常特出，而其性格中的缺点也非常明显，优点自然是非常聪明能干，很有思想和见识，而缺点则是不懂世故，缺少心胸和城府，在为人处事方面锋芒毕露，很不成熟。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他在与裴寂关系的处理上，其性格中的缺陷就完全暴露无遗。

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刘文静与裴寂这两个大唐“老革命”认识很早，但是，在内心中可以说双方都从未把对方当做是自己真正的朋友。这倒并不是因为刘文静性格外向，而裴寂性格内向，双方在性格上明显差异很大，而是因为从刘文静来说，一向自恃聪明很有才干的他在内心中根本看不起像裴寂这样庸庸碌碌没什么本事的“草包”，而对于裴寂来说，以他的老于世故，老奸巨猾，他自然也看不起像刘文静这种自以为聪明却傻得冒气的“愣头青”。所以，他俩虽然长期在一起共事，但却一直貌合神离，关系微妙。对此，双方显然都心知肚明。

如果只是相互看不起，彼此不买账，但只要大家在一起相安无事，彼此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也就罢了，事实上，古往今来，官场中这样的例子也真的实在是太多。试想，官场中人，哪有多少真朋友？但问题是刘文静在政治上很不成熟，遇事喜欢冲动，爱得罪人，有什么意见不是放在心里，而是放在脸上，放在嘴上，而且偏偏是和裴寂闹意见，乃至公开唱对台戏，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矛盾公开化复杂化了，同时，也无异于把自己主动陷入到了政治斗争那凶险异常的漩涡之中。所以，后来导致刘文静被杀，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如前所述，在上书劝谏高祖李渊，劝李渊疏远裴寂不成后，刘文静所采取的第二步“行动”则是故意与裴寂作对，向裴寂说“不”，用《旧唐书•刘文静传》中的话说就是：“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

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也正是因为存了心要与裴寂作对，所以，从史书上看，在与裴寂的争斗中，几乎每次都是锋芒毕露的刘文静主动挑战，出言不逊，似乎执意要与裴寂一决雌雄，一争高下，但每次，敛尽锋芒深藏不露的裴寂都装聋作哑，不动声色，顶多哼哼哈哈，一笑了之，对刘文静咄咄逼人的挑战一概置之不理，从不应战。

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裴寂真的豁达大度，高风亮节，犹如当年蔺相如在对待廉颇时那样襟怀宽阔，“先国家而后私仇”，显而，裴寂绝对没有那样的气度，也绝对不会有那样的胸襟。事实上，在每次遭到刘文静的公然挑衅时，虽然他都表面上示弱，看似不与一味“示强”的刘文静一般见识，但在内心中，他却对刘文静恨得要死，而且把刘文静对自己的羞辱与伤害这本帐一笔笔都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

倘若从官场博弈的角度来说，裴寂绝对是一个超一流的职业棋手，而刘文静则完全就像是个不懂官场游戏规则的门外汉，顶多也就是个业余三、四段的棋手。或者，换个比方说，刘文静活脱脱就像是个业余拳击选手，在政治擂台上，只知道一味逞强好胜，逞凶斗狠，频频出拳，莽夫一个；而裴寂则完全就是一个太极高手，内功了得，在与刘文静的PK中，表面上看刘文静频频出拳，攻势凶猛，而裴寂似乎只是左躲右闪，一味避让，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究其实，自始至终内功深厚的裴寂都一直以柔克刚，以巧致胜，在看似飘飘忽忽漫不经心中展示出了其高深莫测的政治博弈功力。

所以，不说别的，仅仅只是从官场博弈的功力来说，根底浅薄的刘文静就远远不是内功深厚的裴寂的对手。如果说，在这方面，裴寂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武林高手的话，那么，刘文静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轻量级的业余拳手。

“该死的”刘文静

说来，虽然是“大唐第一功臣”，但刘文静真的是很不幸，本来他与裴寂的较量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比赛，比赛的结果几乎毫无悬念，但如果纯粹只是他与裴寂两个人之间的PK也好，即使是全盘皆输，他顶多也只会被对手打个鼻青脸肿，而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在他与裴寂的PK中，不仅有许多的观众，而且还有一个吹“黑哨”的裁判，这个吹“黑哨”的裁判不是同情弱者，而是明显偏袒强者，如此一来，刘文静的悲剧结局也就注定了。

很显然，这个吹“黑哨”的裁判便是唐高祖李渊，大唐帝国当时名副其实的“一把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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