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俊之悲喜人生》免费试读_杨喜龙

发表时间：2019-02-27 23:07:15 作者：杨喜龙 来源：qidian.com 浏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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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父亲的死

我的父亲杨玉润先生，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日（农历七月初九）离开了我们，距今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虽然过去了二十年，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大雨滂沱，天色昏暗，悲伤和哀愁笼罩着我们的心。病房里，我们站在病床前，此时他说话已经相当吃力了，但神情却很安详。我想他的思维应该也十分清晰，只是苦于难以表达。他目光无力地望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对这个世界、对我们无限的眷恋与不舍。

我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然而又都心存希望，盼望着奇迹出现。我和大哥昌龙走上前坐在父亲病床边，将他那干枯而满是茧子的手紧紧地攥在我们的手中，让他感受儿子的温度，就像小时候，他无数次紧紧地攥着我们的小手一样。我轻轻地对父亲说：“爸，我们都在，都在陪着您呢。您放宽心，好好地养着，您的病会慢慢地好转起来的。”

父亲患的是淋巴癌。记得继母去世不久，也就是一九九五年农历的三月初四，父亲被查出患了淋巴癌。我和大哥请了省城里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为父亲治病。五弟（全龙）和七弟（军龙）也都四处打听治疗淋巴癌的最好方法和去处。尽管我们费尽心思，四处寻医问药，但父亲的病却始终不见好转。之后的几年，他一直和病魔作顽强的斗争。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父亲，生怕一个分心，父亲就闭上了眼睛，再也看不到我们。父亲突然慢慢将我们环视了一遍，目光里充满了对儿女无限的深情与牵挂。他艰难、费力地翕动着嘴唇，似乎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却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那只手缓慢地吃力地反过来，似乎用尽平生的力气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我想，他对我们应该还是放心的，我们都算过得挺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各自家庭也较和睦，惟一割舍不下的，就是年幼的八弟（海龙），还有对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太多的依恋与不舍。

他攥着我的手，他的手渐渐地失去了仅有的一点力度，慢慢地合上了微动的嘴唇，神色安详而平静，好像睡着了一般，似乎不曾离开我们，可是我们明白，他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们几个孩子都跪在他的身边。随后，大哥起身用手拂了拂父亲的脸以及眼睛，为父亲闭合了双眼。二嫂为父亲剃了头，净了脸，给他换了上路的新衣服。屋里静悄悄的，没有喧哗，没有大声哭泣。我们想让父亲安详地躺着休息。我们弟兄几个和媳妇们都跪在床前流泪，低声哭泣着。对于父亲的离开，我们自然是万分悲痛，只是我们都不愿去惊扰他，好让他安静地上路。

父亲一生坎坷艰辛，生养了九个孩子，八儿一女。靠修自行车的手艺，养活了全家老小。在那个贫穷困顿的年代，父亲亲手培养出了老大、老三、老七三个大学生。老三、老五还在部队当过兵，那时候当兵是件无限荣耀的事情。其他子女也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在当时，这对于一位修车人来说，是很艰难的。

一九一五年，父亲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行者乡东蔺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父亲原籍山东临沂，祖上迁到了陕西临潼，算是“客户”人家。父亲的降生给这个穷到骨子里的家庭增添了许多欢声笑语，也带来了生活压力。在渭河岸边这块黄土高原上，父亲亲眼目睹了临潼这块曾经演绎了盛唐时代帝王爱恨情仇的热土，怎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向新中国的转变；也亲历了日机轰炸临潼县城那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双十二事变”时，半夜里，他听到了从华清池传来的劈里啪啦的枪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他吃过草根，啃过树皮。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遭年馑，加上军阀混战，陕西大地，民不聊生，尸骨遍野，苦难的中华民族正处于水深火热和一片凄苦之中。为了逃生，十四岁的父亲背起行囊，来到临潼县城一个简陋不堪的修理铺，开始学修理汽灯、钟表、留声机之类的手工活。也从此开始他与自行车结缘的修车人生，开始了他苦难的一生。

有一天，父亲在修理部修汽灯时，一位日本人骑着“自行车”（那时不叫自行车，叫“洋马”），途经临潼到西安办事，不料车子却在临潼坏了。日本人急得满头大汗，抓耳挠腮，拼命用手比划着希望能得到救助，可当时这是大家都不曾见过的新鲜玩意儿，更别提修它了。大多数抢着看热闹的心态，当然，即使想帮忙也帮不上。父亲见日本人满手脏兮兮的，一会用脚踢踢这儿，一会儿用手推推那儿，好一阵折腾。父亲静静地观察着这个有两个轮子的陌生东西，观察着日本人的一举一动。在别人只为目睹“洋车”而流露出新奇和羡慕的目光时，父亲却陷入沉思，他甚是奇怪和纳闷：这两个轮子的家伙怎么能转动呢？而且人在上面骑的时候居然不会倒，这是运用了怎样的平衡原理呢？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际：“我要学习修理这洋玩意，征服这个新事物。”

年少的父亲有某种好奇冲动本是正常不过的，难得的是父亲从此真的走上了这条修车之路，修车成了他一生最喜爱的职业。

父亲说干就干，他用自己节俭下来的钱去西安买了一些自行车配件，自己摸索着对比修理，从没有投过师。那时的自行车少之又少，三五天也难得碰上一辆，即使碰上了也不一定出了故障需要修理，所以那些零件也就白白闲在那儿了，但他什么也不说，为了糊口，一边学修汽灯、钟表、留声机，一边摸索着修车。后来骑自行车的人多了，才专门干起修自行车的行当。

为了维持生计，父亲扩大了手艺范围，给汽车、胶轮大车补内胎。一九四六年夏一个昏暗的午后，天色灰蒙，闷热闷热的，但雨总是下不来，犹如黑暗的牢房让人觉得压抑。父亲也觉得自己的心像被掏空了的西瓜一样不是滋味，但爱车又敬业的他，仍然坚持在铺子修理自行车。

这时一个长相白净、留着小胡子、穿着国民党军服的连长进来，气势汹汹、目中无人地指着一辆新车子，冲着父亲喊：“他妈的，把这辆自行车让我用用。”

父亲不认识他，就不屑一顾地瞥了他一眼说：“不行，这是顾客的车子，一会儿人家来取呢！”

那个连长二话不说，便打了父亲七八个耳光，血立即顺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连长瞪着眼，咧着嘴，手抓着父亲的衣领，凶神恶煞地说：“到底借不借？不借的话就打死你。真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识抬举的东西。”他一脚把父亲踢进街道的水沟里，又叫来十几个士兵，用绳子捆住父亲，拳打脚踢，不给吃，不给喝，吊了整整一天。

后来车主知道了这件事，帮忙说好话，并花了七八十块钱，在馆子里请吃了一顿。那位连长酒足饭饱之后，腆着肚子说：“这次老子心情好，饶了你这一次，下次可没有这么便宜了。”

在旧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缓慢，自行车那时候属于稀罕事物，见一下，摸一下都让人激动和骄傲不已。

据说，自行车的雏形是公元前五百多年的独轮车。清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黄履庄曾发明过自行车。《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载：“黄履庄所制双轮小车一辆，长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须推挽，能自行。行时，以手挽轴旁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日足行八十里。”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自行车。也有人说，自行车为西欧人所发明。公元一七九零年，法国人西夫拉克研制成木制自行车，无车把、脚蹬、链条。车的外形像一匹木马的脚下钉着两个车轮，两个轮子固定在一条线上。由于这辆自行车没有驱动装置和转向装置，坐垫低，西夫拉克自己骑在车上，两脚着地，向前用力蹬，使车子沿直线前进。后来经过英、美、德、法、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逐步改装，扩型后才进入我们国家。

较早传入我国的自行车如日本生产的“铁生冒”“老王冒”“工生冒”“菊花”等，父亲平生见的第一辆自行车就是“铁生冒”。后来，自行车多了起来，日本的“三枪”，德国的“比仔号”“兰花”“库比”“斯科特”“福克斯”，英国的“海克利斯”“飞利浦”“兰铃”，意大利的“比安奇”以及法、俄、匈牙利等国的自行车也陆续传入中国。

解放后，新中国的工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开始起步，不仅开始生产自行车，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七十年代后期，天津的“飞鸽”、上海的“永久”、陕西的“白山”这些牌子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直到现在女昆式、二人式、三人式有了，山地车也有了，全国各地都普及了。

随着自行车的品牌不断更新，名字也不断地变化，起初因为是从洋人那里传过来的，称为“洋车”，又称“洋马”，后来改名为自行车，是自行方便的意思。

也就从那时（一九二九年）起，父亲开始了长达一生的修车人生。父亲一生的许多故事都离不开他的自行车。

一九四八年大年三十，我和许多孩子一样都极其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可以穿好的，吃好的，喝好的，还可以放鞭炮。在我的印象中，过年是最幸福的时刻了。然而就连这种简单短暂的幸福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的。当各家各户围坐在桌旁吃团圆饭、享受亲情温暖的时候，我们一家老小却有家归不了。因为父亲常年在县城，村里有少数人见父亲不在家就将我们家的墙给掀了，树给挖了，还占了我家的房屋。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下，父亲携一家老小，带着仅有一点家什迁往临潼县城，在自行车修理铺暂住，从此我们安家于此，而生活也就更加艰辛。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后，二十一日临潼县也解放了，穷苦的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曾受尽了人间疾苦的父亲也当家作主了，工作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日渐提高。随着自行车的逐渐普及，修车生意也日益兴隆。父亲多次被县上评为先进和劳动模范，西安电视台还为父亲拍了《修车人》电视专辑，并在全市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父亲平凡的工作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好评。

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大雪纷飞的寒冬，早起的人们总能见着父亲为修车而忙碌的身影。满手的油污、满头的汗水和满脸的微笑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总是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说：“杨师傅，看把你累的，从早忙到晚，歇会再修吧！”而他总是一边修车，一边头也不抬地说：“我咋能歇着呢？一会人家要用车，不能耽误了别人。”

许多人说起父亲，总是赞不绝口：“杨师傅这样的人少啊，态度好，速度快，修车技术更是没得说。”父亲总是童叟无欺，十几岁的孩子推着车来修，他也一样热情。有的人因故未付修车费，他也不计较，赔着钱给人家修车，也要让车主满意，大家都称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修车老先生”。

记得一九五一年的一天，大雪纷飞，北风呼啸。我和奶奶一老一小去为在县城修车的父亲送棉衣。我用冻得发紫的嘴哆哆嗦嗦地对奶奶说：“奶奶我好冷哦！我爸这会儿肯定会躺在被窝里睡觉呢！”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说：“乖孩子，你爸爸总有干不完的活，修不完的车，怎么会在被窝睡大觉呢？”到了父亲那里，推开门果然看见父亲穿着单薄的衣服，一双黑黄、开裂、粗糙、贴满裂子的手，在修理自行车链子，而且大拇指关节上面有一处还流着血。看着父亲专心修车的身影，泪水顿时打湿了我的脸颊，心里十分后悔自己刚才说出这样的傻话。我迅速跑到父亲面前，心疼地用我的小手抓住他冰冷的手为他暖手，可惜手不够大，热度不够高，而父亲一脸宠溺地摸着我的头。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明白了父亲对“车”的喜爱程度。在上辈人的记忆里，父亲是临潼县第一个修自行车的人，也是临潼县第一个骑车的人，在临潼他的骑车技术最好，修车技术也最高。而在父亲眼里，修车的手艺就是他的“金手银饭碗”。

父亲的修车铺，在临潼县城东、西、南、北大街及东关都开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县城开修车铺的人多了起来，但父亲的修车铺修车数量最多，许多人修车遇到困难都来找父亲，父亲都认真解决。就拿自行车圆圈来说，由于钢质不同，辐条松紧程度不同，圆圈难度较大，不少车架经碰撞后圈弯了，校正时辐条用力大就易断，用力小则搬不正，技术极不易掌握。这个工序，难度大，技术要求高，但父亲总能做得又快又好。同时，只要他一上手，就顾不得休息和吃饭，一直要将活干完为止。有时补内胎一次就补七八个洞，像这样破洞百出的内胎，其他修车人是不会补的。可他则觉得对于有些顾客来说，买条新胎贵很多，补条内胎会便宜不少，他总是为顾客考虑，千方百计让顾客满意。

在临潼县，上自书记、县长，下至老百姓，他都一样对待，他的自行车铺，从打气到加油从不向顾客收钱，他不仅如此严格要求自己，还要求他的徒弟也这样做。他修了一辈子车，徒弟遍布临潼的各个乡镇和角落，有的徒弟还带出了新徒弟。在父亲的影响下，老二（昌信）和老八（海龙）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临潼开起了自行车修理铺。父亲总是告诫他们：“不论干什么都要把手艺练精，有‘金手’，才有‘银饭碗’，才能更好地立足于社会。”他不但教他们修车的技术，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和气生财，要待人诚恳，价格一定要公道，不要和顾客争吵，宁可自己吃点亏，也要让顾客满意。”也正因为如此，父亲总能成为别人茶余饭后谈论的对象。

一九四六年临潼县组织自行车赛及骑艺表演时，父亲就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有一次我亲眼见到父亲骑自行车的技艺。别人骑车最多能从左、右、后三个方向上下车，而他则可以从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上下车，而且不把头。

一九七五年，陕西省渭南地区举行自行车比赛时，地区体委聘请他为赛手们修车。他技术过硬，修得又好又快，还获得了地区行署体委领导同志的表彰。

父亲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在自行车修理这一行里，他一生获得的奖励和荣誉多得数都数不清。

从一九五二年公私合营开始到一九八零年，父亲在临潼国营华清修理社修车约三十年，他修理的自行车少说也有近百万辆，有数十次被华清修理社、县手工业管理局、县工商局授予“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从一九八零年退休转为个体户到一九九零年，他曾多次被县城关镇、县工商局、西安市工商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先进个人”和“劳动模范”，其中四次受到西安市个体协会的奖励。许多同行都说：“杨师傅被评为先进和模范，那是没得说的，咱服！”

父亲一生除了修车，还为社会公益事业做了不少事。他收入不高，但乐善好施，小到衣服、粮票，大到百元、千元人民币捐给灾区或捐给县里救灾、修公路建大桥。

早在五十年代合作化时，他就把临潼县行者乡东蔺村自家刚刚成熟的十几亩麦子全部交给了村上，分文不取，受到村干部的好评。三年自然灾害中，尽管自家生活困难，他还把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粮食送给周围贫困户。

一九八三年春，久旱无雨，这是解放以来，干旱最为严重的一年，村里机井缺少零件。他主动捐款500元修机井，抽水灌溉麦田，为家乡人民群众办了件实实在在的好事情。

一九八五年，他又向乡里捐款1000元，支持修桥涵、兴办水利和建学校，为政府排忧解难，以表达他对这片黄土地的热爱。

正因为如此，父亲赢得了家乡父老的赞誉，也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他在我们心中不仅是严父，更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

六十余年自行车的修理生涯，长期和油泥打交道，一双手由白变成了黄黑色，以至身体患上淋巴癌。即使这样，他仍闲不住，常去老二和老八的修车铺，帮他们解决技术难题，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南面的骊山，登高眺望脚下这片他深爱的土地。由于多年养成坚持锻炼的好习惯，八十多岁，他的身子骨依然非常硬朗，走路健步如飞。这也算苦尽甘来，虽然年轻时生活十分艰难，晚年却是幸福的，九个儿女都有所成就，有的当工人，有的做干部，有的任教授，个个家庭和睦，他自然也心满意足。

人的一生，就像走在一条从此地到彼地的桥上，最后总会走到一个终点，谁也逃不过宿命。父亲也一样，他去了，走完了苦难却又光辉的一生。他活出了他的精彩，使他的生命发光发热，这种精彩则在于他的真诚、善良、热心、友好，还有伴随他一生的自行车。

父亲去了，但他始终在感动着、温暖着、激励着我们，他高大的身影，在我的心目中依然那样清晰，让我永远思念，永远不能忘怀。

日子每天都在过，临潼的石榴依然每年花开花落，结出累累硕果，只是在美丽的骊山上，再也看不到父亲那伫立在山顶，凝神远眺的身影。

第二章童年

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行者乡，靠近渭河南岸有一个贫穷落后的村庄——东蔺村（现在是行者办事处北庄村吝北组）。这里有十几户人家，他们住着破旧的房屋，物质是贫穷的，但精神却是丰富的。贫穷抵挡不住他们对这片祖祖辈辈和睦相处的土地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以最原始的男耕女织的方式生活着。

一九四四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一个酷热难耐的夏天，大地被太阳光无情地炙烤着，我就在这样一个让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炎热日子里呱呱落地，来到了这个贫穷但却充满爱的家。

祖母后来告诉我，在我刚出生时，她用白色的粗布包裹着我：“好啊，又是一个儿子，咱们杨家又多了个后代，只可惜生在这个贫穷的家，而且又生在这大热天。大人孩子都受罪。又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听祖母说，在我爷爷手里，我家在临潼县很有名气，我的父辈兄弟众多，大伯杨金玉、二伯杨玉昆、三伯杨玉茹和我的父亲杨玉润。那时候，我家人丁兴旺，而且在临潼县开有“福茂昌”商行，下设米粮行、杂货行、烟行、自行车行。那时是爷爷杨作周和奶奶齐伍贵经营和管理着整个商行。每次听奶奶讲，我都觉得很荣耀，很风光，然而这样昌隆的情景我没见过。我印象中的家则是完全不同的情形。

记忆中，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北边有一间不大的瓦房，里面有两间厦（小)房，一间厨房。家里除了做饭用的家具和碗筷外，几无他物。厨房里一个方形的锅台上有口大锅，旁边是烧火用的风箱，还有一块不知是用什么木头做的方形大案板用于切菜、擀面。

两间厦房一间母亲住，一间祖母住。母亲的房间里最耀眼的是她出嫁时作为嫁妆的两只淡黑色的木箱子，岁月留下的斑斑痕迹依稀可见。家里人爱惜它，用砖头支撑着，将它放在房间一个安静的角落。让人心酸的是，本该有松软暖和的棉被的炕上，不但没有褥子，也没有暖和的棉被，只有一张用芦苇编的已经有点破损的席子，两床薄薄的被子。难以想象全家人是怎么在这个简陋的家里生活的。因为父亲在临潼县城修车，一年四季难得回家几次。为了生计，父亲把那几亩地留给母亲种，自己带着仅九岁的儿子（二哥昌信）去县城修理自行车，挣点钱用来购米、面、油、盐、酱、醋。而正在上学的大哥昌龙常常住在离我家五里路远的冯李村的舅舅家，父母每年给舅舅家一石五斗小麦作为大哥的口粮。

因为父亲和哥哥不在家，所以童年时我对他们的记忆是比较模糊的，记忆最深刻的是母亲和祖母。

在母亲和祖母的关怀和爱护下，我在这个贫穷的家庭里慢慢长大。

三岁那年，我当了哥哥，母亲又给我们生了个小弟弟（四弟昌学），添了一口人，家里的生活更是紧上加紧。可是无论日子过得多么艰苦，生活总是要继续的，母亲一如继往下田种地，努力干活。为了能多打点粮食，母亲每天天不亮就早早下田锄草、施肥（家粪），带点干粮午间在地头吃，下午很晚才回家；晚上还要熬夜纺纱织布，给我们做衣服做鞋袜，缝缝补补。

母亲将世上最难处的婆媳关系，处得很好。每天祖母料理好家中的一切，如洗衣、做饭、照顾我和四弟。我总是不哭不闹，乖乖地跟着祖母。祖母干活的时候，让我照看四弟，不要让四弟从炕上摔下来，我就趴在四弟的旁边一边玩，一边看着四弟。有时候祖母忙得顾不上四弟和我，母亲就用绳子之类的东西七缠八绕地把四弟背在背上，一只手牵着我，带着我们一起下地干活。母亲背着四弟在田里锄草、施肥，而我则在草丛里逮蝴蝶、捉蚂蚱、采摘路边的野花。有的时候四弟睡着了，母亲就把他放在田地头，铺上褥子，让我照看着弟弟，我就边看弟弟，边在旁边玩耍，也是幸福感十足。

春夏秋冬，四季交替，而我最喜欢的是夏天。晒得黝黑如泥鳅的我可以穿着单衣和伙伴们做游戏、玩闹、嬉戏。傍晚时分，还可以和小伙伴们玩红军（共产党军队）抓白军（国民党军队）的游戏，还有捉迷藏。更有趣的是，有时晚上三五成群在树上或地上捉幼蝉，有的幼蝉刚从洞穴里爬出来就可怜兮兮地被我们残忍地捉了去，有的是在爬树爬了一半，没有来得及蜕变就被我们捉了去，更惨的则是还没出洞，就被我们挖了去。我们会将捉来的蝉蛹放了盐，腌着，炒着吃。有时会将捉来的蝉蛹养起来，看它经历生死蜕变成一只可爱的蝉，并将其放生，然后在夏天的午后听着知了声声叫，真是觉得异常的动听，异常的美丽。

带给我最大乐趣的是我家门前的渭河，这是黄河最大的支流，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它发源于甘肃渭源县马鼠山，向东横穿陕西省境内的关中平原，在潼关注入黄河，全长818公里，支流有泾河、洛河等，流域面积达17万平方公里，总水量约92亿立方米。

渭河河水与黄河河水一样的黄，和碧蓝的天一黄一蓝相映生辉，形成一幅美丽的图画。夏天的时候，河滩上的水鸟飞来飞去，再加上河里洗衣服的人还有嬉戏的孩子们，这情景犹如一幅美丽的田园风景画。

我家离渭河不远。我经常和小伙伴们拿着形形色色的工具到河中游泳、打水仗、捉螃蟹、捞鱼。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玩闹，每天都是脏兮兮地，再洗洗澡，头发湿湿地，像个水鸭子，玩得忘乎所以。有时回去得太晚，祖母和母亲就会关切地叮嘱我几句：“娃啊，不要去河里玩了，小心发洪水，弄湿了衣服不要紧，但是不要把自己弄病了，身体病了多受罪啊！”

记得我六岁那年的一个夏日，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们一群小孩子们欢天喜地跑到河里洗澡，早将大人叮嘱的“小心发洪水”之类的话抛到九霄云外。我祖母忙，没注意到我，母亲也下地干活去了，我们几个就悄悄溜下河洗澡，肆无忌惮地游泳、打水仗，从河的上游游到下游，从河的此岸游到河的彼岸，直到太阳快下山了，我们谁也不愿回家。正当我们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忽然听到“轰轰”的声音，村里隐隐约约传来急促的喊声，听得不太真切。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清晰、急促：“发洪水了，发洪水了。”有的村民拿着铜锣边喊边敲，一会儿，就看到一些人拿着绳子往河边赶，喊声中夹杂着嘈杂声。大家都急着寻找自己的孩子。祖母后来告诉我，当她听到消息，才想起老半天没见我的人影了，在家找不到，有点担心，立即放下手里的活，到田里找我，依然不见我的踪影，她更是心急火燎，颤着她那双小脚，跑着喊着：“喜龙（我的小名），喜龙，快回来，发洪水了！”听到村民的喊声，我吓坏了，心里怕极了，但却强作镇定地对其他几个小伙伴说：“要发洪水了，咱们赶快游回去吧！”然后我们不顾一切地往回游。平时我们个个觉得自己是游泳能手，可今天也许是越急越笨拙了吧，却怎么游也游不快。

我们急，岸上的家长比我们更着急。他们在河边呼喊着：“快救孩子！”“快拿绳子！”还有的喊着孩子的名字。

在我们拼命游到离河岸还有十多米远的时候，一个猛浪向我们扑来。河岸上的大人看到这情形，有点不知所措。祖母跑到河边哭着、喊着：“救救我的喜龙，救救我的喜龙……”当时河里的我，已经被吓得腿软了，而且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像被洪水摆布着，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子和手脚了。

“绳子，绳子，快把绳子扔给孩子们，让他们抓着绳子拉上来！”大人们一个个往河里甩绳子，我拼命抓住绳子的时候，感觉水已把我往下冲了。祖母哭着喊道：“喜龙啊，快抓紧绳子……”也许是生存的本能吧，我用手死死地抓着绳子，最后被救上了岸。

“还有一个没上来！”有人在喊。没上来的伙伴叫王小武，在我们几位伙伴中年龄最小。他被洪水的气势吓坏了，越游离岸边越远，眼看他那小小的身体，抵挡不住洪水巨大的冲力和浮力被冲走了，绳子还没扔到跟前水就淹没了他，一个又一个激浪打来，谁也不敢下去。家里人撕心裂肺地喊着他的名字，乡亲们也是痛彻心扉地喊着：“救救孩子，救救孩子……”可是水火无情啊，无情的洪水还是夺走了他幼小的，还没来得及绽放的生命。第二天，洪水退了，人们才在二里路外河道中一棵树的树杈上找到了他的尸体。

回到家，祖母抱着我哭着说：“娃啊！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啊，你要是被洪水冲走了，我们可怎么办啊！”看着白发苍苍的祖母和为家操碎了心的母亲，又想到刚刚那惊心动魄的一幕，闯下了那么大的祸，我也吓哭了。母亲看着被祖母抱着的我，气得二话不说，把我拉过去，压在炕边上，照着屁股狠狠地揍。我被打得“噢噢”直叫，一向慈爱的母亲大声地呵斥着我说：“哭，哭，你还有脸哭，谁让你去河里玩，你没看见河里很危险吗？我让你再去河里玩，我让你再去河里玩！”说完又是一阵巴掌，重重地打在屁股上，火辣辣地痛。妈妈边打边哭，我也哭了，说：“妈妈你别生气了，我再也不去河里玩了，你别生气了！”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挨母亲的打，也是第一次看到她发那么大的火，生那么大的气，我知道我错了，她是在担心我。我一个劲哭，什么都不说，只是哭，也许是悔过的泪，也许是疼痛的泪水，反正哭了好久好久，饭也没吃。

晚上，屁股痛得不能睡觉，母亲用热毛巾给我敷。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看到母亲不再是白天打我时那个愤怒的她了，而是显得那么慈爱。我忽然发现母亲的头上已有几根白发，额上的皱纹也增多了。母亲看着我那被她打肿了的屁股，心疼地流着泪说：“娃啊，不是娘心狠，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娘在救你的命呀，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她说着说着，有点哽咽。我也哭了，伸出手给她擦眼泪说：“妈，我再也不去河里玩了，你不要生气了。”母亲说：“我不生气，不生气，咱们家穷，拉扯你们几个长大不容易，总希望你们好好长大，好好念书，走出这个穷家，那样才有出息。”我似乎突然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我点点头，永远记住了母亲的话，从此，我再也没有下渭河里游过泳。

我的童年经历了这次教训，使我清醒地认识到人的生命是多么的脆弱，我们要珍惜生命呀。

童年，每个人都有相似之处又各有不同，但每个人都会对童年或亮丽或惨痛的经历难以忘怀。这是我永远的记忆，难以磨灭的记忆。现在，不论我的伙伴还是我的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家了。想想童年的家，童年记忆中的人和事，至今仍让我异常怀念。童年时，我的家有一个幽默、手巧且有威望的爷爷，他带给了我一个乐趣无穷的童年。

慈祥、善良的奶奶给予我无限的爱，特别是在那苦难的日子里，她的爱更让我觉得弥足珍贵，给我无穷的温暖与力量。

勤劳的父亲为我撑起一片天空，虽然见面的机会很少，但他是我幼小心灵里的一座大山，高大威严，可以让我依靠，给我勇气，直面人生。

慈爱的母亲，辛苦料理着我们这个贫穷的家，照顾着我们几个孩子。

组成这个家的，串联我的童年的，还有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妹。这些手足之情带给我很多的快乐和幸福。虽然这些快乐中常常伴有争吵、打闹和“不愉快”，但那都是心中最美好的回忆，也是生活中的调味剂。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可以抓住很多东西，可也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所不能改变和抓不住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童年悄悄地流走，我们慢慢地长大、成熟和衰老。即使我们使出全身解数，可我们依旧拗不住、斗不过岁月这个神偷。如今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去了另一个世界，而我们兄弟们也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

为人忠厚、知识渊博、认识问题深刻全面的大哥杨昌龙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曾任西北大学文博院院长，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他出版了十多本著作，曾多次到法国巴黎与刚果布拉柴维尔讲学。

颇具幽默感、性格开朗、干活利索的二哥杨昌信，继承了父业，将修车行业做得如鱼得水。然而令人悲伤的是他因劳累过度，已于二零零四年去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勤奋、热爱农业科学的四弟杨昌学和农业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现在依然在农场工作。

兄妹几个中最有远见、最有气质，当过兵的五弟昌全，转业后，开起了温泉旅社，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九个孩子中，惟一的女孩杨淑敏是服装裁剪师，现在在临潼县服装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