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两晋南北朝》——伍辛老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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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昨日今朝

魏蜀吴三国争雄，苦心孤诣地经营着各自的产业，艰苦奋斗了半个世纪之后，最终以曹魏的陈留王、刘蜀的安乐公和孙吴的归命侯惨淡收场，天下十九州尽落司马氏之手。

司马家族兴于魏武帝，成于魏元帝。起初宣皇帝司马懿被曹操强行征召入宫，然后一步步走上了屠戮三国的道路，虽然他没能见证三国的覆灭，但是他一手挖掘了三国的坟墓。嘲讽的是，曹操强迫司马懿入宫，而五十八年后，曹操的孙子曹奂被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客气地赶出宫，孟德先生若是泉下有知，估计能再死一回了。

和以往的朝代一样，晋武帝司马炎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智囊们探讨前朝也就是曹魏失败的原因，最终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皇族势力太弱，一旦出现变故，根本无从照应，皇帝真的只是个孤家寡人而已。有鉴于此，司马炎下令大肆分封皇族，堂叔伯兄弟有十七人都被封为亲王，且都担任政府要员，掌握实权，在自己封国内还享有独立的人事任免权。

所谓过犹不及，在这么个形似铁桶江山的环境里，外姓想要颠覆政权的情况确实不易发生，但窝里斗的危害实际比外部威胁更加恐怖，各亲王互相不服，碰巧司马炎之后的晋惠帝司马衷智商堪忧，完全不能掌控全局，于是在皇后娘娘的刺激下，少数吃了熊心豹子胆的王爷便铤而走险决意过一把天下至尊的瘾，但要夺权自然不是凭借吼两声就能实现的，杀戮在所难免，上到皇族，下到百姓，遍地血腥——八王之乱的出现彻底动摇了帝国的根基。

对权力的渴望是多数人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欲望，一旦发现机会便破土而生，而且注定一发不可收拾，汉人如此，各少数民族也不例外，鉴于当时的中国尚未出现少数民族的说法，异族统治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当时的异族中，有五个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深远，分别是匈奴、羯、鲜卑、氐、羌，五胡乱华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汉人被异族追着打以致苟且偏安的局面。

五胡肆乱之际，晋王朝已不堪重负，内忧外患同时达到高潮，最终孕育出一个新的时期——南北朝。

南朝仍旧是汉人政权，而北朝则成了胡人的舞台剧，你方唱罢我登场，唯一不变的是每天都在重复着杀人杀人杀人。当然汉人也没闲着，窝里斗真是几千年来永恒的主题，自宋武帝刘裕取代晋王朝而成立新的政权，内斗更加让人触目惊心、闻之色变。

面对着残败的神州大地，刘裕自然也会思考这一切出现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皇子实力太弱，因此才有了外姓夺权的机会，所以他在还没有登位的时候，就极力培养自己的几个宝贝儿子，让他们以十岁上下的小小年纪，就大权加身。然而事与愿违，此举确实让儿子们都异常强势，但危机却也因此产生，骨肉相残的局面，比晋王朝的状况还更凶残，宫廷流血事件越演越烈，情节越发严重，伦理纲常不复存在，所有人几乎都只有一个念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刘宋以及后来的萧齐、萧梁、陈，原本凭借长江天险，虽不能统一全国，但尚能维系一域的和平繁荣，可惜最终都为内乱所祸，加之北方政权出现强势的首脑，依靠一批能臣良将终于平定全国，虽然统一的时间并不长，总算为中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大分裂划上了句号。

但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来看，其实类似的场景在神州大地上一直层出不穷，或许残酷的程度有所差异，但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是一样的。

追本溯源，产生这么多悲剧的原因无非是普通民众为了生存或为了生活。

有些人本是与世无争，但当外界环境危及到自身生存的时候，求生的本能会促使他们用尽一切能想象得到的手段去改变环境争取生存的条件，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危及到其他人的生存，在寻不到二者之间平衡的情况下，武力成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流血在所难免。

有些人生存无忧，但为了追求理想中的更加完美的生活，追求肉体和精神的享受，于是疯狂地搜寻各式各样的工具和办法来使自己的处境与头脑中的影像相匹配，这中途势必危害到更多其他人的生存，也会迎来更加激烈的冲突。

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家们喜欢讨论人性，有的认为人性本善，有的认为人性本恶，虽然这都是为了迎和统治阶级才出现的，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人们对于本心的探索。

实际上人心是什么样的呢，作为高等生物的我们为何仍会像低级的野兽一样动不动就报之以血以肉呢？

与其说坏人都是长大后被周围环境玷污的，不如说人自出生便带来了各样邪恶的因子，只是在后来成长环境里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终于酿成祸患。

由此对于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定义也更清晰明了，文明社会就是指那种可以有效约束罪恶的社会，野蛮社会则是纵容各种罪恶的社会。

弘扬真善美和遏止假恶丑，究竟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属于后者！

有人认为弘扬了真善美自然就没有假恶丑了，实则恰恰相反，只有没了假恶丑，才会有真善美的用武之地，单纯两方竞争，假恶丑完爆真善美。因为人心最深处总是更倾向于邪恶而非正义，一旦发现机会，各样罪恶注定如雨后的苔藓般疯长。

当假恶丑被成功地抑制，久而久之，真善美融入到日常习惯之中，大家不会因为某些人做了好事而感到惊奇，社会自然和谐。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用在什么地方至关重要。若是执着于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那就很难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人性的温暖；若是致力于提高人类文明质量，那自然就很难分身去偷蒙拐骗。

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结局已然确定了，不同的结局全因不同的选择。

今人的选择尚且未知，但历史上许多关键人物的选择却是已经固定了的，当时的文字保留下来的意义就在于提醒今人慎重选择，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归路。

第二章 新皇登基

265年12月17日，三十岁的司马炎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龙椅，俯视着殿下的群臣，他发现自己居然并不是那么欢喜，反而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让自己有些喘不过气。

此时天下尚未一统，孙吴仍旧盘据江东，而新的王朝建立，百废待兴，可谓内忧外患，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皇帝，司马炎虽登大宝，却实在没有理由尽情享受权力的荣耀。

而且，他还有个私心。

这毫不意外，因为皇帝也是人，只要是人就会有私心，他的私心关系到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弟弟——亲弟弟。

这人叫司马攸，是司马炎同父同母的亲弟弟，只是自幼便过继给了伯父司马师。

说起司马师，也就是司马懿的长子，英雄一世，平生有两大遗憾——膝下无子、晚年惨死。

司马师四十岁以后，眼睛上的肿瘤越来越严重，这直接导致了他四十八岁那年在军营里受到过分惊吓而眼球迸出，痛苦挣扎了数日之后才忿忿而终。这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了。

回顾他那近半百的人生，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偏偏没有一个儿子，这在当时可以说仅次于死亡的第二大遗憾了。

好在他弟弟司马昭儿女众多，在父亲司马懿的授意下，把司马昭的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了他，这才解决了传承的难题。

后来司马师临死并没有把晋王（司马氏未夺权之前是曹魏王朝的晋王）之位传给儿子，一是因为当时司马攸的年纪尚轻（只有十岁），二是司马师并不傻，儿子跟弟弟其实是一家人，倒不如直接传位给弟弟，临死也做个人情，兴许妻子女儿们也能多享点福利。

等到司马昭接任大权之后经常对身边的人说：“这是景王（司马师）的天下，我为什么要参与呢？”

他当然知道自古的规矩，很少有兄长的位子由弟弟接手，虽然兄长的儿子实际是自己的儿子，但事实是自己抢了儿子的座位。

不论他那么说是出于真心还是只为了展现自己的慷慨正义，在他选继承人的时候确实有考虑次子司马攸，一来把座位还给儿子，二来把江山还给哥哥。

司马攸自幼聪惠温和，很受祖父司马懿的喜爱，等到长大成人更加变得雄才大略，极具领袖风范。

不过司马炎在朝廷的人缘更好，当时元老级重臣何曾、贾充等人都劝司马昭立司马炎为世子，何曾为了增强说服力，特别指出司马炎长发垂地、手掌过膝，总之充满了天子之相，再者自古以来都是立长子而没听说立次子的，即使次子的情况有些特殊。

司马昭考虑再三，才终于决定传位给长子司马炎。

虽说司马炎的地位得到确认，但实际上弟弟司马攸一直都像是个潜在的威胁，自己但凡有一点过失，旁人肯定会说：“快看，早就知道应该立他弟弟为世子。”

如今他贵为天子，天下的人都要对他俯首，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舆论不管在何时何地对于何人，都有着极强的威力，所谓积毁销骨、众口铄金，堪比洪水猛兽了。

孙吴的威胁、舆论的压力、以及新王朝的各项建设，所有这些都成了司马炎头上悬挂的利剑，容不得他有半点懈怠疏忽。

好在司马炎心智还算正常，在压力面前没有选择屈服和破罐子破摔，而是卯足了劲要干出点事业，既要封住悠悠之口，还得为自己的九五之尊确立权威，皇帝若没有权威，那就只剩两个选择了，或是卑微地活着作某些人的傀儡，或是风风光光地驾崩带着最后的尊严辞世。

曹丕与曹植的矛盾直接奠定了整个曹魏王朝猜忌的基调，由此也导致整个皇族力量薄弱，这才有了司马氏的可乘之机。有鉴于此，司马炎称帝后努力改变这一现状，接连颁布了几项措施，包括分封皇室子弟、解除刘姓的禁锢（曹魏担心汉朝遗孤兴起复仇而禁止他们离境）、取消人质条例等，以此向世人昭示本朝的宽宏大度，同时也巩固了皇权。

当然，上述举措只是为了让有才干的人安宁，但想要教化人数更多的百姓，就需要一些道德上的约束了，司马炎身体力行，尤其在勤俭和孝道上做了不少工作：

有一次皇家祭祀大典所用御牛的青丝缰绳断了，司马炎力排众议，用麻绳代替。

登基之初为老父守孝，连续三年都戴孝帽，不吃鱼肉，只吃蔬菜。等到268年母亲王元姬去世的时候，他仍旧戴了三年孝帽，仍旧不吃鱼肉。

另外还从全国各地挑选一些以孝闻名的人入朝为官，四川人李密就是在此时接到诏令要去做太子宫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因祖母年迈无人照料为由请求撤销任命，并呈上了著名的《陈情表》，司马炎深受感动，一面在国内宣扬此事，一面赐给李密些金银用以安抚。

精神上的熏陶并不能万全，268年他还特意在洛水之北扶犁三次，以示重视农业，稳定民心，引导他们更加辛勤地劳作，为国家繁荣富强尽一分力。

政事上面也有相应举措，比方说在266年下诏文武百官对皇帝的命令有异议的可以上书提意见。

但所有这些动作，从之后的发展来看却只是表面文章，于当时薄凉的风气并没有太多帮助。虽然司马炎自己感觉良好。

267年发生的一件事就能解释这个问题。

本年，京幾卫戍总司令李憙弹劾洛阳的一个县长刘友、前任朝廷秘书长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和副行政长武陔侵占稻田，请求免除司马睦和山涛的官职，武陔已死，请求废黜其谥号。

结果，司马炎只下令重惩刘友，而对于其他两个活人和一个死人，则连一句口头批评都没有。虽然接着下令提拔李憙为太子的师傅，但对于此事的处理着实暴露了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一只苍蝇和一只老虎同时犯了同样的错，但作为帝国领袖却只拍死苍蝇而放过老虎，因为这么一件小事的处理尚且如此，其他事务可见一斑。

司马氏虽另立新朝，但实际跟曹魏另立新君并没有太大区别，因为在晋王朝建立之前，司马家族已经做大做强，王朝的根基没有变动，问题出现在当朝的权贵们，他们的心态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好比一群脏兮兮的鸡突然机缘巧合到了枝头，便真的以为自己是凤凰了。

不自信有时候并没有多可怕，因为只要你是块金子，虽然你说自己是石头，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终究有大放异彩的机会，可是——不自知，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明明就是块破石头，非要充金子招摇过市，最后只能沦为一篇笑话。

晋王朝的领导班子直到亡国都没能认清自己，总是有着奇怪的优越感，完全看不到自己屁股下面究竟是沙发垫还是火药桶。也许这也是很多王朝的通病吧，总是缺乏危机意识和认识自己的能力——这又何尝不是很多人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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