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之秦记：竞争与演化》：上党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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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之争

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

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

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

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

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

……

——奥登

公元前262年，秦国的将领白起率军进攻韩国的野王，致使野王守将投降，从而切断了韩国上党地区与国都新郑的通道。

这一战可以追溯到九年前，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客范雎，因为被怀疑通齐卖国，被迫向西逃入了秦国。范雎拜见秦昭襄王羸稷，并向他指出当时秦国对外战略不当之处，主张全力攻伐韩、魏两国，取得了信任。这时羸稷54岁的，在位已经35年，但是母亲宣太后和舅舅穰侯在朝，他并不能完全地自主朝政。前265年，宣太后去世，穰侯魏冉也被迫回到了他的封地，于是昭襄王拜范雎为相邦，开始全面实施其“远交近攻”的战略。这一年，秦军攻取了韩国位于太行山西南的少曲、高平。前264年，白起进攻韩国的陉城、汾城一带，拔下九城。前263年，秦军又拿下了太行山东南一带的南阳。至前262夺取南阳旁边的野王，秦国实现了范雎谋划的“北斩太行之道”，上党郡大片地区落入秦军布下的口袋。

韩国节节败退，破城失地，原因在于国力与秦相差甚远。“三家分晋”时，韩国所得狭小局促，后来幸而吞并了郑国，又拥有宜阳铁矿山，盛产“强弓劲弩”，得以在魏、楚、齐、秦诸强环伺中立足。昭候时（前355年－前333年），任用申不害以“术”治国，抑贵族，肃朝堂，严军法，有“劲韩”之称。但昭候死后不久，战略要地宜阳就被西方新崛起的秦国攻破，接着在伊阙再次惨败于秦国，韩、魏24万联军全军覆没。自此韩国精锐尽失，迅速衰落了下去。此时面对秦军的攻势，已经没有了招架之力。

韩桓惠王最初希望用其他地区“驰割”于秦，换取上党。秦国接受了“驰割”之地，对太行通道的攻击却并未停止。毋庸置疑，春秋初期那种为战以礼、邦交如友的贵族优雅早已在战火中焚灭燃尽，继起代之的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军事和外交上的努力失败，韩国只好派遣阳成君入秦谢罪，割让上党郡求和。

国君虽然屈服，上党郡守冯亭却不愿意投降。他与吏民一同商议，认为上党与其送给虎狼的秦国，不如献给北边的赵国，将其拉入战局，联合两国之力足以抵抗强秦。虽然说是祸水东引之意，但冯亭与上党之民的选择，足以显示他们决意不归附秦国。两年后白起受降时“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之语，可以印证这一点。冯亭的使者在面见赵王时也说，上党“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相约献地，必然言辞恳切地让对方信服。六国之民不愿意接受秦国统治，或许是当时的共识。

远人来服，投城献地，赵国的孝成王赵丹大喜，立即召见叔父平阳君赵豹商议。赵豹首先戳破了冯亭的阴谋，指出献城目的是嫁祸赵国，接收上党无异于虎口夺食，必然遭受秦国的大举进攻。其次他提醒孝成王，秦赵两国正面冲突，赵国不是秦国的对手。为证明秦国的强大，他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了说明：

“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

秦国奖励耕战，当时已经普遍推广了牛耕，并修建了运河连通渭水与河、洛，以水路漕运粮草，支援征战前线。至于“死士皆列之于上地”，是指秦国自商鞅以来，设二十等爵制，以军功授爵并赏赐田宅。再加上律法严明，政令通畅，秦政府行政组织之力强大，难以战胜。

赵豹的这瓢冷水，并不是赵丹想要的答案。《赵世家》中记载了孝成王三天前迷离的梦境，乘飞龙上天，不致坠地，又看见金玉堆积如山。很自然的推测是，他相信上党使者带来的消息，是他梦境的应验，上党郡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又岂能天予不取。如果这一记载为真，那么战国末年两个大国的生死存亡，要着落于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梦寐之上。迷离的梦幻渗入历史中，让历史也带上一份迷离，如同酣眠幻化梦境，意识幻化了历史。

孝成王于是又向赵禹和平原君赵胜问策。赵胜是“四公子”之一，也是孝成王另一位叔叔，声名显赫，地位尊崇。他认为百万大军征战一年未必能得一城，现在不动一兵一卒却能坐收一郡十七城，机会难得，所以力主受降。

司马迁指责赵胜“利令智昏”，但如果不从结果言之，很难说赵胜的建议是愚蠢的。严尤的《三将叙》中记载，孝成王继续询问如果接收上党，秦国派武安君白起来攻，谁可以抵挡。赵胜回答无人能与白起野战争峰，但如果是持守防御，廉颇足以胜任。赵胜的假设是，如果赵军全取守势，秦军并非不可抵挡。如果这一假设站的住，这自然是一笔好买卖。

上党之地，并非小利。上党也称“上党高地”，位于三晋之地的中心，其间山岳纵横，既是交通要冲，也是兵家要地。秦国如果占据上党，北临晋中盆地，可以威胁赵国北方重镇晋阳；东视华北平原，兵锋可以直指赵国都城邯郸；南压晋南腹地，随时逼迫韩国都城新郑和魏国都城大梁。赵国对此地觊觎已久，此时秦国志在必得，赵国很难全然听之任之。

赵国在战国初期拥有晋中、晋北和河北邯郸附近区域。因为所占之地并不丰茂，又要面对北方胡族的频频入侵，国力并不强盛，都城邯郸曾被魏国攻陷，直到两年后，在魏国四面受敌时，与其议和才收复。但到了前307年，武灵王“胡服骑射”，创建了一支高度机动的轻骑兵，军队战力开始壮大。赵武灵王向北出击匈奴，收复代地，又攻灭了林胡、楼烦，拓地千里。之后又通过前后五次、历时12年的进攻，吞并了战车“千乘”、“地方五百里”的中山国。赵惠文王时，名相名将迭出，内政外交举措得当，在魏、楚、齐相继衰落后，渐成山东六国首强。在与秦国的反复周旋中，赵国并非全然落于下风。7年前，赵国任用掌治国赋的赵奢为将，就曾在阏与大破秦军。这也是冯亭认为韩、赵合纵可以不惧强秦的原因。

赵孝成王听从了赵胜的建议，派他前往接收土地和吏民，并命令老将廉颇领兵十万入驻上党南部的长平。同时封赏上党吏民，以冯亭为华阳君，令其与廉颇共同防备秦军。

从史书上看，赵孝成王的决策过程只召见了赵豹、赵胜和赵禹三位公族，却没有征询文武重臣如蔺相如、廉颇的意见。这可能是孝成王新立，对父亲惠文王所遗之旧臣不太信任。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赵国春秋遗风尚存，公室贵族在政治军事上参与颇多，影响力不小，这一弊病也为山东六国所共有。贵族封赏太多，则政府必然受到削弱，平原君家就曾拒不肯缴纳租税。亲族任用太重，其平均水平比不上职业士人，则政事必有所亏。

煮熟的上党郡居然飞去了赵国，秦国自然不会尚罢甘休。但是昭襄王并没立即进军赵国，而是在前261年派军队攻下了韩国缑氏、蔺两座城邑。这是威摄韩国，防止韩国与赵国联合。第二年前260年年初，秦国才派军进攻上党。与赵国君臣预想不一样的是，领军之将并不是白起，而是之前从未有过带兵记录的王龁。

王龁的军队攻势迅猛，还没等赵国军队有所反应，就已经攻陷了上党郡郡治。上党百姓纷纷逃亡，涌向赵国军队驻地长平。廉颇的军队接应了上党百姓，此时他的军队已经增加至二十万，冯亭残部也归附于军中。廉颇沿长平西侧的空仓岭构筑前沿防线，在山岭险峻处修建两座堡垒“二障城”，并派裨将茄领兵五千出空仓岭以西刺探秦军。

这一年四月，王龁向长平逼近，秦军斥候兵与赵国的部队在空仓岭以西的玉溪河谷遭遇。裨将茄发起进攻，却被秦斥候兵斩杀。六月，秦军突破空仓岭的赵军防线，占领二障城，诛杀驻守的四位都尉。七月，赵军为防止秦军继续突进，沿空仓岭以东、百里石长城以西的丹河修筑长垒――“西垒壁”。秦军越河再次强攻，攻破赵军军阵，诛杀两名都尉，夺取了西垒壁。

赵军继续向东退却，开始坚守构筑于丹朱岭至马鞍壑一线的百里石长城。石长城居山脊之上，城底有４米宽，每隔一段距离筑有堡垒，绵延百里，应该是赵军在战前就已经修建好的防御工程。依托于石长城坚固、完整的防御体系，赵军终于遏制住了秦国攻势。秦人数次挑衅，廉颇只坚壁不出。

从到此为止的交战记录来看，即使不是白起指挥，秦军野战的战斗力，也不是赵国军队可以比肩的。就算是依托于一般地形和营垒的赵军，秦军依然可以正面强攻击破，溃军杀将，其攻势是惊人的。

这样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百年前秦国的军国主义改革，建立了完善的军功授爵制。顾名思义，这一制度就是按军功授与爵位，初看并无特别，但要害之处在于，商鞅将它推到了极处。

一方面，爵位是唯一的标准。爵位自公士到彻候分为二十级，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完全挂钩。加爵一级可以获得田地一顷，宅院一处，奴仆一个，爵级越高，所获得的田宅和奴仆也就越多，当爵位达到第9级“五大夫”时，已经能食税300户。政府官职的评定和选拔以爵位高低为标准，《韩非子》上说爵一级可任职五十石之官，爵二级可任职百石之官。社会声誉和个人荣辱也出自所获之爵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所芬华”。在军中的待遇，不同的爵级，差别相当大，第三级“簪袅”可以享受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干草半石，第二级“上造”却只能忍受粗米。父亲如果战死，所获的军功可以传给儿子，父母及家人的奴隶身份、被判的刑罚，也能用爵位抵消，所以“⽗遗其⼦、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返。”

另一方面，军功是唯一的通道。原有封建制下贵族与平民的分野取消了，“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军功成为唯一的选择。不论出身门第，爵位只能通过建立军功获取，宗室子弟也不例外。军功按所获之首级计算，士兵斩获“甲士”首级一枚，升爵一级，斩获“甲士”首级两枚，升爵两级，斩杀头颅越多，所获爵位越高。

当个人的兴衰荣辱、田宅产业、职官权力、身份地位尽皆维系于一，爵位就超越了生命，是生民全部的倚望。当政府将其他晋升阶梯全部封塞堵死、个人生命的可能性通通移除抹去，杀戮就是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激情。这种制度安排下，“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其对人性的激发是惊人的。《战国策》中，张仪这样描述，“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

对于秦国军队的强悍，久历沙场的廉颇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初次接触失利后，他就主要采取守势。虽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但是他构建的纵深防御还是有效的。上党地区四面环山，长平是中部盆地的南部山口，廉颇在此据守可谓扼上党之咽喉。秦军如果不能突破长平防线，上党依然归赵国所有，这也与当初平原君的谋划相一致。

但是此时身在邯郸城的孝成王，却不这么认为。

议和之辩

在交战甫一失利、亡一都尉时，赵孝成王就召集大臣楼昌和虞卿商讨对策。

楼昌是赵国老臣，在惠文王时曾带兵进攻魏国。虞卿跟苏秦一样，是起自民间的辩士。第一次见孝成王时，背担雨伞，足踏草鞋，纵谈天下，获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第二次见面时受封上卿，已与蔺相如同列。但此时他的职位颇为不确，其间的起伏，跟范雎奔秦之事有关。

当年范雎作为门客，随从魏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折节于范雎的才辩，私下馈赠了许多礼物。尽管范叔辞谢不受，但这件事没能逃过须贾的耳目，回到魏国后，便向相国魏齐告发。魏齐认定范雎卖国，没有给范雎申辩的机会，命令舍人将之抓捕，鞭至半死，扔到茅厕，让相府宾客在他身上撒尿取乐。

范雎侥幸未死，在魏人郑安平和秦国使者王稽的帮助下，辗转逃到了秦国，很快又出任丞相。范雎为人，“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他借助秦国兵锋，胁迫魏国交出魏齐。魏齐忧惧之下，逃到了赵国，躲在平原君家中。秦昭襄王想为范雎复仇，就遗书一封，请赵胜到秦国喝酒。赵胜慑于秦王威势，不敢拒绝，于是被秦扣留。

赵孝成王为了赎回叔父，派兵围住了平原君家。魏齐再次出逃，走投无路，求助于虞卿。此时虞卿已是赵国丞相，封万户候，见魏齐来投，二话不说，扔下相印，与他一起逃回魏国，希望借信陵君魏无忌之力去楚国。信陵君也畏惧秦国，犹豫再三，没有立即迎接。魏齐绝望，悲愤地自杀了。

战国士人轻权位，重义气，急人所难，赴士困厄的风骨，于此事可窥一斑。

魏齐死后，虞卿又回到了赵国。根据一此史料，他很有可能再次执掌了相印，足见孝成王对他的倚重。孝成王对长平前线局势甚是不满，多次派人责备廉颇的畏缩不前。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快速出击，与秦军决战。

楼昌认为决战并无胜算，不如发重臣向秦国求和。虞卿并不反对和谈，但是他指出，赵国直接向秦求和肯定不能成功。他反问赵王，秦军的真实意图，是不是要彻底击破赵军？

赵丹对这件事认识还是很清醒的，“秦国不遗余力矣，必且欲破赵军。”

如果赵国主动议和，那么主动权在秦国。秦国一心想击溃赵国，又怎么会轻易接受和谈。因此虞卿主张，应当出重宝以联合魏国和楚国。秦王知道赵国使臣出入魏楚宫庭，必然猜疑各国是不是再次合纵抗秦，从而感到畏惧。外交要以实力为基础，和谈要看手中的筹码，秦国的畏惧，才是赵国议和的前提。

然而，赵孝成王与韩桓惠王一样，并不能理解“虎狼”的秦国的行事逻辑。他没有听从虞卿的建议，在与平阳君赵豹商定具体议和事宜后，就派郑朱出使秦国。

在秦国接纳郑朱之后，赵丹又召来虞卿，不无得意地告诉他秦国已经接纳了和谈的使者。虞卿却不留情面地断言，议和必不可得，赵军也终将被击败。他分析到，秦国接纳郑朱之后，必然高调地以隆重的礼仪招待，宣示天下秦、赵即将媾和，从而离间东方其他国家与赵国的关系，让赵国错失他国援助的机会。而实际上，对于失去援助的赵国，秦国必然不会讲和。

秦国的动作，也完全如虞卿所料。范雎利用郑朱大作文章，在外交上孤立赵国，却并不与赵国和谈。

回头来看，从长平之战一开始，赵孝成王处处显示着急躁与不安：赵军有所伤亡，他便数次发使谴责前线指挥大将；秦军劳师远袭，坚壁防守锉敌锐气是很明显的克敌之法，他却想主动出击，与敌决战；前线稍有失利，他就畏惧，急于求和；虞卿提出联合魏楚的曲线和谈策略，他却选择了直接遣使与秦议和。

赵丹为何性格如此轻浮，行事如此莽撞？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年纪太轻，缺乏内政外交的经验。赵丹具体年岁已不可考，但是五年前（前265年）他刚继位时，由他的母亲赵威太后主政，直到一年后他的母亲去世，他才亲理朝纲。他母亲去世时，才三十出头，由此推算前264年他亲政时，应该二十岁不到，至长平之战爆发，大概在二十岁左右。与在位已四十八年的嬴稷相比，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不成熟，是自然的。

然而还有另一个可能的，也更为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缺粮。

赵国缺粮有两个证据，一个是在赵军据守的丹朱岭至马鞍壑一线的大粮山――从名字看应是赵军屯积粮草的地点，流传着廉颇唱筹量沙，迷惑秦军的故事；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是《田世家》和《齐策二》所记载的：

“（齐）王建立六年（前260年），赵无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

关于这一记载，如果据此为真，有三个疑点。第一，为何赵国会缺粮？第二，赵国缺粮，为何向齐国借粮？第三，齐国为何会拒绝？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首先需要回答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打仗为何会缺粮。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并不成为一个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家早已谙熟。“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战争中对粮草巨大耗费，大部分人也都理解，似乎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

其实不然。并不是在所有的战争中，粮草的补给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粮食供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取决于战争的形式和后勤的解决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对比春秋与战国时期的战争，来了解这一点。

统计材料显示，“公元前722-前464年（春秋）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战国）的242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论战乱频率，春秋时期超过了战国时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春秋时代的伤亡数量，要远远低于战国时代。其原因在于，春秋的战争，规模小，时间短，也远没有那么的激烈。

在春秋早期和中期，战事以车战为主，是贵族间的竞技，根据通行的规则交战，礼仪的遵守更重于战争的胜负和利益的争夺。春秋时期的几百次战争，大多数是在一个地点，一天之内解决，时间较长的纪录，也就如鄢陵之战“旦而战，见星未已”而已。至于规模，春秋较大型的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的战车也就七百乘，人数最多在2-3万人之间。

进入战国时期，战争的目的，由一决胜负，变成了对领土和资源的争夺。随之而来的，是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国投入兵力的剧烈增加。齐魏马陵之战（前341年），齐国歼敌10余万；伊阙之战（前293年），白起大破韩魏联军，斩首24万；到了战国末年，秦将王翦攻楚时军队更多达60多万。七雄征战，往往“具数十万兵，旷日持久数岁”，其惨烈和残酷，与春秋时期相比已判若云泥。

更为深远的变化是，平民的步卒逐渐成为战场的主角，取代了架控战车的贵族。征战的士兵，在和平时是耕作的农民。战事延绵几个月，甚至几年，几十万青壮空悬前线，再加上庞大的后勤，除了所耗无算，更侵占了春、秋两季的农时，对经济的破坏是巨大而久远的。

由此可见，缺粮是进入战国时代后，因战事规模浩大、旷日持久而凸现为新的，更容易爆发的问题。粮食在新形势下突出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征战双方的要害，断敌粮道作为致命而易于实施的战术，开始频繁出现。

秦、赵两军在长平对峙，具体的作战士兵和从役民夫数量难以考证，于此不作深入讨论。如前文所述，从一此史料上看，廉颇守军约20万，假定秦军数量大略与此相当，相去不远。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如果前线兵力相近，双方粮草补给压力相当，秦国为何不缺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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