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环同村村医:若我没建议报案 也许就不会有冤案

在上一篇文章中，小编为您详细介绍了关于《法媒：姆巴佩已恢复有球训练，但不会首发出战亚特兰大》相关知识。本篇中小编将再为您讲解标题张玉环同村村医:若我没建议报案 也许就不会有冤案。

（原标题：【特写】被羁押9778天后改判无罪，张玉环艰难重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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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环离开监狱的时候，只带走家人的照片和判决书，其他物品通通扔掉。他在心里和自己说了句，“终于无罪了”。

如果不是因为近27年前江西省进贤县张家村发生的那桩杀童案，张玉环现在可能会是一位不错的木匠。他喜欢做木工，理想很简单：把木匠手艺学精，让生活过得更好一点。但1993年的农忙时节的某天，简单的理想被一场无妄之灾取代。

这桩凶杀案因两名孩子遇害而广为人知。张玉环被认定为凶手，被判死缓。在希望与绝望的撕扯中，张玉环在高墙之内捱过了将近27年。冤狱劫走的不只是一段难以找回的人生，他的爱情、亲情和梦想也被摧毁殆尽。

洗脱冤情之后，摆在张玉环眼前的，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一段丢失近27年的人生和艰难重启的未来。

27年后，回家

在“张玉环案”宣判前几天，当地司法机关曾找到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商量张玉环回家的方式和路线。张民强明确表达过家属方面的想法：弟弟不能坐司法机关派出的车回家。

在张民强看来，如果张玉环宣告无罪，就不能坐司法机关的车子，他不是取保候审，也不是刑满释放，是无罪释放，“是个自由人”。他提前安排好小汽车在江西省高院等候，准备接张玉环回家。

2020年8月4日下午4时，无罪宣判时间很短，仅十几分钟。江西省高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张玉环的有罪供述真实性存疑，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除有罪供述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玉环实施了犯罪行为。江西省高院最后判决，撤销原审刑事裁定书和刑事判决，改判原审被告人张玉环无罪。

对于宣判结果，张民强不觉得意外。出乎他意料的是，张玉环没有出现在江西省高院上，而是在监狱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开庭。法院给张玉环家属的解释是“疫情原因”。

宣判结束后，进贤县政府派来的车直接从监狱接出张玉环，将他送到进贤县的一个酒店。回进贤县的路上，张玉环一直在望着窗外，他看到道路很宽，跑着很多汽车，很多住宅超过20层，他觉得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和他入狱时的1990年代有着天壤之别，“彷佛自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张玉环穿上了妹妹新买的条纹POLO衫和中裤。他个子不高，胸前佩戴着一朵大红花，不说话的时候，眼神时常会往四周瞟。由于紧张，他的两手手指不自觉地抓住大红花揉捏。

张民强知道弟弟在回进贤的路上后，也往进贤县城赶去。他是张玉环出狱后见到的第一个亲人。见面那一瞬间，张民强突然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积累多年的情感，只说了句“出来就好，要好好过日子”，张玉环什么也没说，两个50多岁的男人双手握在一起，开始痛哭起来。

从酒店出来，张玉环坐上了家人的车，后面还跟着一辆小汽车和一辆救护车。车队在村口出现的时候，一串长长的鞭炮响了起来，车队开进了张家村。

就在前一天，张玉环的弟弟从外地赶回来，张玉环的前妻宋小女为张玉环买好牙刷、毛巾等日用品。家人买来饭菜和汤圆，张玉环宣判无罪那天正好是农历六月十五。“月亮很圆，是个家人团聚的日子。”张民强曾向很多人都说起这个日子选得好。

张玉环回家的消息，在村子里引起不小的轰动。那天傍晚，几乎留在村子里的村民都来到张玉环家门口，但没有靠近。“村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一位村民说。

车队最终在张玉环家门口停下来，张玉环的母亲张炳莲、前妻宋小女、张玉环的妹妹以及其他家属们早已在门口等候。张玉环胸前戴着一顶大红花，他一下车就认出了母亲，抱着张炳莲和妹妹三人哭得声嘶力竭，宋小女也跟在后面泪流满面。

相聚的场面一度混乱。张玉环和母亲张炳莲、妹妹一边抱着哭一边往屋里走，其他亲人、村民也围在四周。这时，宋小女过于激动，高血压病犯了，头晕，脚一软瘫坐在屋前的地上。

人群簇拥着张玉环还在往屋里走去，张玉环没察觉到异常，没有回头。张玉环的大儿子张保仁看到这一幕，情绪瞬间爆发，对着张玉环高声吼了句，“在你心里还有没有我们母子三个”，哭着过去推了父亲一把。

宋小女很快被身边的人扶到一张摇椅上，有人为宋小女扇风揉腿，有人去救护车上叫医务人员过来。后来，宋小女被救护车运至县城的医院观察。

入夜，月亮挂在这个小村庄上空，又大又圆。直到了晚上9点左右，张玉环才和家人吃上了自由后的第一顿晚饭——一碗汤圆和黄金糕。饭后，张家留下了一张不齐人的大合照——宋小女与大儿子仍在医院。

村医的包袱

张玉环回家的那天下午，在距张家村400多公里外的武汉市，张玉环村里的村医张幼玲也一直在用手机关注着张玉环回家的新闻。

今年7月9日，江西省高院对“张玉环案”开庭再审时，张幼玲曾到了江西省高院，本以为那天张玉环会被当庭宣判无罪释放，结果法院宣布择日宣判。到了真正宣判的时候，他未能到南昌亲眼看着张玉环被改判无罪。

得知张玉环被无罪释放，张幼玲感到心里埋藏了十几年的包袱终于可以放下。“张玉环案是因我而起，如果我当时没建议被害孩子家属报案，也许就没有这起近27年的冤案，这件事我也一直放在心里。”张幼玲对界面新闻说。

这些年，张幼玲经常回想起1993年的那一天中午，他听说村子里失踪的两个孩子遗体在下马塘水库找到，于是骑着自行车过去。他见到两个孩子遗体的时候，孩子家属已准备将遗体下葬。

张幼玲看见小孩两边面颊上有明显的勒痕，像拇指一样大的点，好多地方有淤血的痕迹。其中一个小孩的脖子上还留着手指印，口腔没有泥土，腹腔也没有水。

他和受害孩子的家属说，这是一起谋杀案，让家属赶紧报案。这桩杀人案就这样被撕开了一道口子。这桩凶杀案在当时的张家村引起了轰动，警方封锁村庄，逐户排查村民，村子里人心惶惶。

案发几天后，张玉环被警方作为犯罪嫌疑人带走，警方宣布该案告破。“警方宣布的案情情节非常详细，那时我们村里的人都相信遇害孩子是张玉环杀的，也根本不知道他是被逼供的。”张幼玲回忆称。

2002年，张幼玲去监狱看望一个服刑人员，对方向张幼玲说：“你们村有一个叫张玉环的人，天天在牢里叫冤，又是自杀又是闹，搞得大家都不得安宁，都讨厌他。”这时，张幼玲开始知道张玉环在监狱叫冤。

多年来，张民强与张玉环寄出的申诉信达千份。图片来源：梁宙/摄

张玉环被狱友称作“花生米”，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将要被枪毙——“挨花生米”。张幼玲后来还听到一位民警说过，“花生米”是没有人为他伸冤，要不他早出去了。张幼玲听到心里觉得难受，他开始觉得张玉环真的是被冤枉的。

2017年，张幼玲的心里实在压不住，就和一个关系要好的记者说起了这个案子。那位记者给他提供了两个律师的联系方式，一个叫王飞，一个叫尚满庆，张幼玲也找到了张民强，把这个事情的经过告诉他。

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里，张民强等家属和张玉环一直在申诉，坚持每周都写一封申诉材料，最高法、最高检、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等几个部门轮着寄，案件却一直毫无进展。

“我跟张玉环两个人寄出的申诉信可能有1000封，2008年收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回复，称我们的来信已收悉，已转往江西省高院处理，让我们高兴了好久，后来案件也是停滞不前。”张民强说。

2017年1月份，王飞收到一名江西记者发来的张玉环案资料，他开始关注这个案件。王飞看了判决书以后，觉得案件问题很大，证据严重不充分，判决书认定的犯罪事实也非常可疑，从犯罪动机上并不符合常理。

漫长的申诉

刚开始，王飞并未确定是否要代理张玉环案，直到2017年3月份，他在南昌见到张民强以后，了解到案发前后的情况，才确定代理这个案件。

王飞去监狱会见张玉环，通过与张玉环面对面地聊天，察言观色。张玉环陈述“自己没有杀人”，王飞要求他发誓，他也毫不犹豫地发誓。“态度起码是真诚的，”王飞说，后来张玉环还向他讲述自己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最后受不了才做有罪供述。

经过这次会见以后，王飞内心形成了一个判断：这个案子恐怕确实有冤情。

2001年，张玉环案重审之前，法院曾指派邓小斌作为张玉环的法律援助律师，他也是首位为张玉环做无罪辩护的律师。邓小斌对界面新闻表示，他曾看过张玉环身上存在刑讯逼供留下的痕迹，对张玉环身上的伤痕印象很深。

“伤痕呈水滴状，而且是几个并列排在一起。”当时邓小斌曾向法院提出，对张玉环身上的伤痕鉴定是否为狼狗或刑讯逼供所致，后来没有结果。

接这个案件的过程中，王飞发现越来越多存疑的地方，所有的物证都无法指向张玉环，如杀人凶器麻绳无法证明与受害孩子之间有接触，麻袋上的纤维与张玉环的工作服上提取的纤维同属于黄麻纤维，但不足以达到同一性的认定，也不能证明麻袋是作案工具。遇害孩子的指甲里也未能提取出张玉环的皮肤组织。

实际上，早在19年前的再审法庭上，邓小斌为张玉环做无罪辩护，也提出了上述几个疑点，那时法院并未采纳他的辩护意见。

张玉环被改判无罪释放回到家后，谈起自己被刑讯逼供的过程，仍然情绪激动。他清楚记得，当年办案人员刑讯逼供，逼了他6天6夜，自己被吊起来打，他们还放狼狗咬。

“前后两只狼狗，一只狗在咬我。”张玉环不时向身边的人展示他手上和大腿上的伤痕。二十多年过去，伤痕淡了很多，但仍可见。

张玉环无罪的消息被媒体报道后，他曾经的两位“狱友”也从进贤县来到了张家村。其中一位在看守所和张玉环同吃同住了三年的陶姓“狱友”走进屋里，张玉环一眼就认出他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陶姓“狱友”还记得，那些年自己在看守所的时候，张玉环只要看见上面有人来检查，他就跪在地上叩头，嘴里还说着自己无罪。“叩到头都红肿了，头碰撞到平整的地板，声音很响，也经常半夜看见张玉环用被子蒙住头哭，”他还对界面新闻说，洗澡的时候也能看见张玉环大腿上缺了一块肉，“是被狼狗咬的”。

张玉环刚回到家那天，一直由村镇干部陪同，有人曾问他是否追责，他只是说“都过去了”。后来，张玉环改变了主意，明确提出，要追究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刑事责任。“我从一个年轻人进去，现在变成一个老头出来，他们害得我家破人亡，我不接受他们的道歉。”

蒙冤近27年，张玉环沉冤昭雪。这十几年来，张幼玲对张玉环也经常处于矛盾当中。“如果当初我晚到一两分钟，遇害小孩被埋了，这个事情或许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冤死的两个小孩就永远冤死了。我把这个案情揭开，张玉环被抓了进去，但他又是无罪的。”

张幼玲想了想，又说自己并不后悔，只要有良心的人，看见遇害小孩的情形，谁都会这样做。张玉环案再审以来，很多人打电话给张幼玲，说他“要把杀人犯搞出来了”，每次他都解释说自己哪有本事，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程序在办理。

“你说张玉环杀了人，（只要）你有确切的证据，现在还可以继续到办案机关去报告，他被放出来了，也还可以把他抓回去。”张幼玲对这些人说。

被冤狱击碎的家庭

回家第二天一早，张玉环与兄妹一同去给父亲上坟。1993年是张家祸不单行的一年，这一年上半年，张玉环的父亲因病去世，下半年张玉环就蒙冤入狱。

“这二十多年，从来都没有三兄弟同时给你上坟，以后每年，三兄弟都会给你上坟。”张民强忍不住，落泪了。

中午，张玉环的大儿子张保仁带着母亲回到了张家村，一家子吃了个团圆饭。午饭后，张玉环拉着大儿子双手，坐在老宅的门槛上，父子二人聊了很久，聊完后张保仁脸上轻松了很多。

二儿子张保刚也试图调和哥哥与父亲的隔膜，“父亲说团圆饭没有哥哥就不是团圆饭了，给哥哥打个电话，哥哥就回来了。”

张保刚的性格更为外向，回到张家村的第一晚，他和父亲聊到这27年家里发生的故事，以及自己成长的历程，一直聊到次日凌晨3点。

张玉环对儿子所说的一切感到陌生。还在监狱的时候，为了让张玉环心里宽慰一些，家人每次去看望他都是报喜不报忧，听到小儿子说出来的往事，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这个家过去的27年。

张保刚还和父亲聊起了他哥哥的往事。他告诉父亲，哥哥第一天晚上赌气是因为当时人太多，都挤着往父亲的房间里走去，父亲没留意到母亲摔倒了，没有保护好母亲，他觉得很难受，“也可能他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经历”。

过去的事情，在张保仁心里埋藏多年，他几乎从来没向外人说起这些事情，连他的母亲宋小女也不清楚。

1993年，张玉环被警察带走后，宋小女的天塌了下来。她带着两个儿子离开张家村，过上有家不能回的生活，她有三个哥哥，轮流到每个哥哥家里吃住两个月。

宋小女的哥哥看到妹妹和孩子没有人照顾，要给她介绍对象，开始宋小女拒绝了，后来她被查出患有子宫瘤，想到如果自己有什么不测，儿子将来无人照顾，才同意让哥哥介绍，于是认识了现任丈夫。

宋小女和现任丈夫组成家庭前，曾让他接受三个条件：随时去看望张玉环，不得阻拦；对自己的两个儿子要好；只有自己回进贤县都要去看望张玉环的母亲。宋小女现任丈夫都同意了，就这样宋小女有了个家。

张玉环入狱后，张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张玉环的母亲张炳莲从强势变得温和了，遇事不争不抢，也不再在乎别人说的话。别人过来找麻烦，首先想到的是让步。张保仁从小在奶奶家长大，张保刚在外公家长大。

“我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我哥承受的痛苦比我多很多。”张保刚说，自己曾亲眼看见别的孩子把哥哥压在地上，塞牛屎给哥哥吃，看着他咽下去，还有一次别人把哥哥的腿打断了。

张保刚每次看到哥哥被欺负，就提着棍子去和那些孩子扭打成一团。“我跟哥说你要反抗，不应该是任人欺负。我哥自己回家后也不会和家人说欺负的事情，说出来轻则是挨骂，重则挨打。”张保刚说着，泪水流了下来。

童年往事已经久远，但给兄弟俩的内心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即使在长大以后，张保刚在和哥哥聊天的时候，两人都会很默契地避开童年的伤心事。

张保仁更是极少和周围的人提起这些往事。“过去的往事，你们所知道只是冰山的一角，你们是永远理解不了。”张保仁说，父亲出事，最大的受害者是母亲，她含辛茹苦把两兄弟拉扯这么大，等到了父亲出来的那一刻，母亲只求一个拥抱，但是并未如愿。

“那天父亲回来，我看到母亲受了好大的委屈，我受不了。”他对界面新闻说。

静下心来的时候，张保仁想过，等父亲把刚回家的这种高兴劲缓一缓，平静下来以后，自己会去与父亲好好聊聊，到时候会把这些年自己的经历、感受都向父亲全盘托出。

“我的心里从来没有恨过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必须把我所有的成长经历告诉他。”张保仁说。

“陌生”的村庄

这几天晚上，张玉环依然睡得很浅，有时只睡一两个小时就醒来。张玉环起床比在监狱时更早，他往往会拉上儿子围着村里走一圈。整个村子，他唯一认得的是自家的房子。

有一次，他们走到小卖部，张玉环看了一遍货架上的商品，最后要张保刚给他买了包泡面——这是监狱里的奢侈品。

案发前，张家村还有五六十户人家，这二十多年间，很多村民逐渐搬离了村子，一些人搬到远离村子的公路边，更多的村民在进贤县城买了房子。张家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空心村”，一些小路上已长满荒草，少有人来往。

张玉环琢磨着要修缮一下老家的房子，试探性地问儿子盖一栋房子要花多少钱。儿子说，现在乡下建个小楼可能要五六十万元。他一下子愣住了，原本他以为顶多三五万就能建成一栋。

空闲下来的时候，张玉环也会到田野转转。他想着，这段时间自己会在村里生活，多陪陪耄耋之年的母亲。他还曾想过，等村里将属于他的土地分回给他，自己可以种地，“先养活自己”。

很多媒体记者从全国各地来到了张家村，这个“空心村”一下子人多了起来。张家的一些亲戚从外地开车过来看望张玉环，平时比较少走动的村民，这几天也主动过来坐坐，聊上几句家常，这是村子里少有的热闹景象。

张玉环接受了一波又一波媒体记者的采访。有时，张玉环面对记者提出的问题，会皱起眉头迟疑一会，有时会词不达意，但回答往往是简短的一两句话。张玉环一遍一遍地重复自己的经历，回答累了也会看着记者说，“这个问题不用问了吧”“说过很多次了”“差不多好了”。

这几天，宋小女也在不断和外界重复讲述她和两个儿子的故事，说到动情处，她还是会控制不住情绪，像快要晕过去。两个儿子担心她犯高血压病，轮流守在她身边。她有时会变着法子支开儿子，悄悄吃上几片降压药，然后和周围的人低声说，“不想让儿子看见我吃药”。

为数不多的村民们在茶余饭后碰到一起，也会聊到张玉环无罪释放的消息，和发生在27年前的凶杀案。另一边，当年被害孩子的家庭隐藏了近27年的伤疤又被重新揭开。

如今，这两个被害者的家庭已经不在张家村居住，这两户人家也很少和村里人联系。张玉环回老家那晚，被害孩子张某伟的父母才得知这个消息。张某伟的母亲刘荷花一夜没睡着，大儿子出事以后，给她带来沉痛打击，至今睡眠不好。

直到现在，张某伟的父母依然会想起遇害的儿子。当问起是否相信张玉环是清白的时候，张某伟的父亲对界面新闻提高了声调，“不相信也没办法，事实摆在面前。”

在张家村，自从张玉环回来后，很多在家的村民对外人提起张玉环案时变得谨慎，他们不愿意提及过去对这桩案子的看法。“都是同一个村子的村民，张玉环出来后，大家不会有芥蒂的。”一位村民说。

“一贫如洗”的新生活

宋小女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她觉得大家终究要面对现实。如今，宋小女组成了新的家庭，现任丈夫以出海打鱼为生，对她也很好，也很迁就她。

“张玉环回来我是真的很高兴，其实等大家高兴完，张玉环就成为最惨的那一个。老婆没了，家里一贫如洗。”宋小女长叹了一声，她对现在自己的家庭放不下。

张玉环心里也明白，生活会逐渐恢复平静，兄妹们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宋小女也要回归现在的家庭。“确实有点舍不得，但是我希望，她能够在那边过得好一点，少过来这边，因为她在那边有一个家庭。”他说。

在张玉环回家的前两天，宋小女一直在想送什么礼物给张玉环。后来，她花了1800多元买了一部黑色的手机，她觉得张玉环要回归社会，手机必不可少。

这几天，小儿子张保刚都在教父亲用这部手机，他提前把家里亲戚的姓名和电话号码编辑好，存入了新手机的通讯录里。张玉环收监后，户口被注销，新的身份证还没有办下来，无法办理手机卡。张保刚把自己的一张闲置手机卡给了他。

两个人面对面，张保刚不停地用自己的手机拨打张玉环的手机，教他接电话。再反过来，让张玉环打电话给自己。两个小时过去，张保刚就这样用最简单的方法反复训练父亲，直到他勉强学会打电话和接电话。

两个儿子还花了不少时间教张玉环如何适应家里的生活，比如怎样使用家里为数不多的电器。儿子觉得，张玉环对这个社会简直一无所知，电灯、热水壶、冰箱、电扇都不会用，还不如现在五六岁的小孩。

宋小女想过，张玉环回来了，需要陪伴。“可以把我这两个儿子，三个孙子一个孙女给他，我希望他们一家人过得开开心心，幸福快乐，一家人好好地生活，不要让我白吃苦。”

无论是张玉环，还是他的两个儿子，都觉得这个家庭的感情需要一个重建的过程。从记事以来，到张玉环重获自由之前，张保仁唯一一次亲眼见到父亲，是在1994年开庭的时候，那一年他5岁。

张玉环入狱后，张保刚和弟弟几乎极少叫过“爸爸”这个词。后来，宋小女为儿子们找到了后爸，两兄弟也没再叫过“爸爸”，而是叫他“老爷子”。在他们老家，“老爷子”也可以理解成“爸爸”的意思，实际上，兄弟俩只是刻意回避“爸爸”这个词语。

“直到我自己有了小孩，教小孩叫‘爸爸’才用上了这个词语。”张保刚说，这两天他一直跟父亲强调，父亲需要事先了解一下哥哥，也希望父亲能够理解他。

张保刚认为，将来的生活中，要给父亲精神安慰，他应该融入兄弟俩以及他的儿媳妇、孙子孙女这个大家庭，和家人在一起生活。

“在农村，父亲会很难融入到社会，父亲也不可能一辈子都在农村。”他突然想起什么，又补充说，“这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问题，必须要由一个家族来商量决定。”

全家福，四代同堂。图片来源：梁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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